21歲梁聖岳和19歲劉宸君，在去年就計劃前往印度和尼泊爾進行一場刻苦且漫長的旅行，雖說年輕，但兩人都有豐富的荒野經驗，對自然中的殘酷或有低估，卻並不陌生。他們兩人一月中出發，在機場留下一張合照後，僅剩下偶而上傳的臉書，與親友維持著微弱的聯繫。3月初，兩人與家人失去聯絡，心急的父母立刻協商加德滿都探險旅行社組織搜救隊伍開始搜索。27日，第一批搜救隊出發，截止於4月10日降下的大雪，無功而返。
4月20日搜救隊第二次啟動，並聘用當地人參與任務。終於，在26日那天，搜索隊員發現有一隻禿鷹盤旋在Nachet Kharka河峽谷上空，貌似搜索著下方的獵物，他們覺得這或是關鍵線索，於是穿越樹林，下降到峽谷，在視線盡頭的一座瀑布下方，看見隱約露出一塊紅布。借助一棵枯乾的巨大倒木，搜救隊員得以攀緣而下陡滑的大石，接近到梁聖岳和劉宸君迫降紮營的洞穴，這一天離他／她們被確認失蹤的時日起算，已經是第47天。
梁聖岳和劉宸君失蹤的期間，台灣媒體依循常規，將新聞刻意地情感化。一方面，渲染著「小情侶」挑戰「爬喜馬拉雅山」的不自量力，引發撻伐和嘲諷，另一方面，藉著劉宸君臉書上許多內心世界的反思書寫，召喚著閱聽眾心中的不捨和傷感。
啟動「常民意識形態」（common ideology）中的防禦性評價機制（「年輕人就是這麼任性，讓愛他們的父母為之心碎」）、運用「死亡是任何生命敘事被武斷終結」的感傷情結（「好可惜，這麼有才華、前程似錦的年輕人」），是台灣電視新聞編輯室最常運作的詮釋套路，觀眾在新聞中被挑起生離死別的情緒，黏著於其中並追索著後情，但糟糕的是，這樣的手法除了創造收視率外，並沒有揭露更多事件的真實，觀眾情感短期波動後，也只能消弭於「還好我不是他們」的保守共同體肯證中。
明顯的第一個專業謬誤，是對「喜馬拉雅山」的囫圇吞棗認識。世界地理中有喜馬拉雅山脈，卻沒有任何一座山峰叫做喜馬拉雅山，自然也不可能有「爬喜馬拉雅山」這樣的行動。如果就事件的發生地來引述喜馬拉雅山，那也太不精確，喜馬拉雅山脈位於中國和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與不丹等國邊界，東西綿延2400公里以上，南北縱深可達300公里，論面積足足有台灣近30倍大，其中7200公尺以上的獨立山頭就過50座（包括聖母峰在內的8000以上高峰有10座），梁聖岳和劉宸君到底置身在哪一段，沒有一個媒體精確指出過。
第二個謬誤，是分不清「健行」（hiking）、「荒野健行」（trekking）和「登山」（mountaineering）的不同。健行指的是風景優美的地方，擁有清晰可辨、容易行走的步道；荒野健行意味著遠離文明，需要負重長途跋涉，中途往往得露宿搭帳，步道未必好走但尚不至於需要探勘尋索；登山著重在高度的攀爬，通常需要四肢並用，並結合繩索確保、溯溪和雪攀等技巧以克服地形障礙。健行與荒野健行雖也有危險性，但不若登山來得高，由劉宸君與朋友的對話訊息看來，他／她們選擇的路線是加德滿都北方的Ruby Valley Trek，這是一條荒野健行步道，但不會用到登山所需的複雜裝備與技術訓練，在此行程的末端，他們會於一個名叫Gatlang的村落進入另一條高山健行步道Tamang Heritage Trek ，打算在四千公尺以上的山區紮營，好好領略Tamang高山原民部落的文化。由網路上對這兩個步徑的描述研判，兩人如此選擇，顯然是著重於藉著某種吃苦的長程跋涉，而能對高美疏遠的當地文化有種「身體介入式的參悟」（embodiment），媒體記者把他們的荒野健行拿來與攀爬聖母峰的登山影片編織在一起，塑造他／她們草率、魯莽的形象，是不求甚解又想當然爾的誤判。
第三個謬誤，是不假思索地複製台灣社會對冒險運動的長期偏見。台灣社會的集體潛意識裡，對「冒險」的高度不安（相較世界其他地方）幾乎已達歇斯底里的程度。於歐美或日本來說，社會已經系統性地接納冒險，認為人們在與自然的冒險性遭遇中，可砥礪個體的智識、勇氣與品格，也是個人完善自我情感教育（知美、崇高、敬畏、涵詠）不可或缺的一環，因而全社會都支持個人的冒險行動，並在民間互助的基礎上，發展出成熟、專業、效率的救難機制。但在台灣的家父長權威體制中，下意識地認為山林水域是其權力延伸的管轄空間，進出必須申請審核，因而救難也是其威信與能力展示之必要作為，殊不知，這些平日編制在各縣市消防局下的救難人員，僅僅受過短時數的訓練，怎能應付複雜與突發的任務需求（因而也常成為被二次救難的對象）。社會也常因救難花費的搜救金額，而指責冒險者是自私自利者，將他們與全社會對立起來。這種無視於「冒險」所帶來之巨大公共財的無知，是長期製造業體制對於作業員身體維安規訓的結果，它們只看到身體健康的工人對生產線上作業成果的保證（因而「冒險」是威脅，該被控管或排除），卻看不到冒險者的歷險對全社會帶來的巨大隱藏收益——《魯賓遜漂流記》創造了西方的個人主義文明、翻越阿爾卑斯山的歌德寫下了《浮士德》、去印度流浪六個月後的賈伯斯隨後創辦了蘋果電腦。
當梁聖岳獲救而劉宸君遇難的消息傳來，我坐在電腦前面，藉著關鍵字的圖片搜尋，一張張翻閱著Ruby Valley Trek和Tamang Heritage Trek 的照片，我好想看看，劉宸君在她的生命結束前，她看到了哪些畫面，心靈有過哪些小小的激動。我們當然不是事件的當事人，我們的二手理解也非當下的直觀了悟，但當事件發生後，我們難道不應該嘗試逼近一下她那年輕的靈魂，從她的選擇中端詳那我們一生中從未動念企及的世界嗎？一個生命消失了，如果說這個死亡有意義，那就是倖存的我們能由對逝者渴望的探問裡，明白自身生命邊界外仍有奇特的壯麗與深邃，值得生者勇敢追尋，不問年紀。
他／她們失足墜落的地方，位於Pangsang隘口附近，這個地方海拔有3842公尺，根據救難隊員的轉述，梁與劉在此遇到大雪，路跡不明，他／她們決定循溪谷找尋村落，結果失足跌下懸崖，滑落後，上方是巨石，下方是更陡峭的崩崖，進退維谷，兩人只好選擇附近的岩洞，靠著殘存的食糧，等待機會。在梁聖岳獲救日的三天前，劉宸君才不支過世，但他／她們已在岩洞裡撐過四十幾天，顯然，人生中我們未曾經歷過的存在難題、思索過的絕地求生技法，21歲的他和19歲的她都一一面對過了，救難人員抵達時，雪已融化，春天也結束了。
兩百多年來，由魯賓遜所典型化的現代生活中，人是被命定要「設計」自己的人生的，這樣，他才有所依據來接著設計出生活中所需的工具與器物：冒險，為的是要更有意義地活著，而不是囫圇吞棗度日。一個年輕人之死，我惋惜著卻並不遺憾，她喪命於自己選擇的路途之上，相對於台灣絕大多數身不由己、躊躇難行的成人世界，已屬幸福；我也感謝他／她們，讓我認識暟暟白雪覆蓋下的喜馬拉雅，藏有巨大奧義；我也想安慰她的父母，小孩於找尋自我的過程中失去生命，仍應為她感到驕傲。
詹偉雄
1961年生於台中縣豐原鎮，台大圖書館學系、台大新聞研究所畢業。曾參與博客來網路書店與《數位時代》《Soul》《Gigs》《短篇小說》等多本雜誌之創辦；著有《美學的經濟》《球手之美學》《風格的技術》等書，目前專職於文化社會學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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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取自Flickr，CC授權，作者roman korz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