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這麼嚴肅地認為：從長遠的、文化的角度看，台灣未來成長的瓶頸，可能並不在執政黨不接受「九二共識」，而是在足球。
打開半導體世界地圖，檢閱空域民航機班次的飛行密度，細數股票上市公司殖利率，台灣都名列世界前茅，但只要一說起足球，台灣就成了化外之民，根據英國《經濟學人》所作的日常生活 Google 足球搜尋關鍵字分析，台灣是全球足球熱度最低的地區，與北韓和格陵蘭伯仲之間。英國媒體學者 Toby Miller 曾說：「足球的受歡迎程度，超過 Jesus（耶穌基督）與 John Lennon（約翰．藍儂）的總和」；但在台灣，不論是基督還是藍儂，他們的粉絲數量可能都遠超過足球人口吧，否則台北市政府怎會將偌大的中山足球場轉型來做青創基地。
足球會成為台灣成長的痛處，也許可從 3 個角度來看：個人的創造力、組織的想像力與社群的紐帶張力。
萌芽於 19 世紀英國菁英大學學生會的現代足球，很快地便席捲歐洲上流社會，他們將足球視為打造個人創造性、建構男子氣概的社會過程。按照規則，足球除了守門員之外，球員不能用生來就慣用的肢體—— 手，來觸球，而必須使用原本僅執行反應性動作（如行走）的雙足，來對球進行控制、盤帶、傳導與射門等動作，因而，足球員必然要對自己的身體進行一種「去熟悉化」和「再陌生化」的後天過程，將自身從「綁縛於雙足」的監禁狀態提升到「舞蹈於雙足」的自由狀態，這樣的轉化一方面讓身體的感官甦醒，更理解自身也更敏感於外在，一方面也在身體對皮球的電光石火反應中，察覺到高度個人化的創造性。
當然，只有極少數的天賦者能當上職業足球員，但一般人也能在皮球的滾動中，獲得身心蕩漾的存在感，這是大多數歐洲小孩與南美小孩共有的成長經驗，透過足球，一個人更瞭解了自己的潛能，也產生了某種自信，這種感受可以轉而運用到生命的其他部分，開放地擁抱各種創新與冒險。
當然，足球雖說是高度催生個人創造力的運動，卻也是最難靠個人即可得勝的運動。足球賽場非常廣袤（長度有 100～110 米，寬度則需 64~75 米），每隊各有 10 人征戰於前後場，雖說有傳統的對陣佈局（例如眾所熟知的「4-4-2」或「4-2-3-1」）可為參照，但每個隊伍卻總得以自身球員的天賦與專擅，加上對對手的理解，構築出己身的特有團隊踢法。
對每一個足球員而言，他必須對自己所負責的位置與全場的關係有所洞察，也必須對移動中的敵我關係預作想像，往往進球得失，就在一個具備高度想像力的跑位與傳球間定奪，而通常，這必須好幾位球員同時處在一種共享的默契內—— 足球賦予了組織於必要的理性之外，更深邃的團體智慧，這也是為什麼足球會誕生於歐洲的俱樂部之中，「club」這個字眼不是指燈紅酒綠的買醉人生，而是指某支特定的「足球團隊氣質」，所以烏拉圭政治經濟學者也是足球作家 Eduardo Galeano 才會說：「一個男人終其一生，可以換一個老婆、換一個支持政黨或換一個宗教，但他不可能更換一個心愛的足球隊。」
我是一個資深的荷蘭足球迷，我可以大膽地說打從荷蘭隊長 Johan Cruyff 於 1974 年打造出「全能足球」起，就預示了 Rem Koolhaas 領軍的 OMA 建築團隊於上世紀 90 年代的崛起，他們都是對空間具有高度想像力的團隊，師承自同胞畫家蒙德里安的點線面與和海爭地的荷蘭歷史，都對一個腐熟的巨大傳統帶來破壞式的創新。
足球以其艱苦聞名，一位足球員奔跑 10 公里是常態，且須承受激烈的肢體碰撞，往往，90 分鐘筋疲力竭，卻於標示成果的得分欄上一無所獲，但在現場的每一個觀眾都理解：正是過程裡屢屢受挫的進攻意志、一次次的徒勞、落敗後的蒼茫，讓觀眾和足球員與其所懸掛的臂章所代表的共同體（國族國家、城市、俱樂部）結成強固的認同紐帶。法國作家 Ernest Renan 在其著名的〈何謂國家〉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提及，「苦難比歡慶更能促成國族的團結，因為它對所有旁觀者施加義務，必須有所作為」，由此便導出了他對「國家」此一概念的定義，「國族是永無休止的全民表決，以標誌共同生活的意志」。確實，在西方近現代文化史中，能將個人瑣碎而渺小的存在黏著入浩瀚而悠遠的國族敘事的各類工具或利器，沒有一個如足球這般有力或詩意，法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謬說：「所有我關於人類道德與義務的知識，都來自於足球」，俄國二十世紀音樂教父蕭斯塔高維奇說足球是一種極其特別的藝術，「是大眾集體跳起的芭蕾」。
當然，風靡世界的足球也帶來許多毀滅性的痛苦，例如高度資本角力所帶來的財富不均、各種非理性的足球暴力，或者巨型賽事所產生的碳排放等等，但我們台灣也這麼想就太阿Q了，日本與韓國在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植根足球，那個年代長大的小孩們正陸續於當今的世界盃球場與全球化經濟各個角落展露頭角，我們看著他們眉飛色舞，嘗試找出「他們能，我們為何不能」的政治經濟答案，卻不理解那遙遠的社會變遷樞紐，竟是一顆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