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 2019 年的奧斯卡是大年還是小年，一個顯而易見的特點是，這一年的奧斯卡不太奧斯卡。
奧斯卡的價值不在於藝術？
「它代表了世界上最強大的電影國家所輸出的一種電影品味典範，這是一隻看不見的手，無形中影響著人們拍什麼電影、看什麼電影。」
影評人 magasa 曾在《好奇心日報》的專欄中提出了「奧斯卡相」的概念。他認為，奧斯卡褒獎的是一種美國式的藝術電影。簡單來說，它的電影手法相比歐洲藝術電影更為通俗，關注傳記、歷史、嚴肅文學改編等類型，著重於展現歷史事件、偉人的側面、特殊經歷的人物、再現進步意義的社會事件，並以此來宣揚美式普世價值。
近年來的最佳影片得主大多落在這個範圍之內。2010 年的《危機倒數》是美國式的全球正義觀，與之類似的還有 2013 年的《亞果出任務》以及 2015 年獲得提名的《美國狙擊手》。《水底情深》《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展現的則是近年來美國國內對於不同族群如何相處的回應，自 2014 年《自由之心》獲獎以來，這一趨勢也變得越來越明顯。而《美麗境界》《國王的演講：宣戰時刻》《大藝術家》也都是奧斯卡偏愛的傳記電影。
奧斯卡的價值或許不在於藝術本身，如 magasa 就認為「它代表了世界上最強大的電影國家所輸出的一種電影品味典範，這是一隻看不見的手，無形中影響著人們拍什麼電影、看什麼電影。」換句話說，作為美國最有力的出口品之一，電影可以輸出價值觀，而奧斯卡的選擇尤能體現這一點。
面目模糊的 2019 入圍名單
要藝術也要商業，遴選入圍名單時放下過往身段，學院成員也變得更加多元。
但今年的最佳影片入圍名單，面目之模糊，更像是多種標準之下拼湊出來的產物。
相比以往，一部分入圍電影更靠近歐洲藝術電影的審美體系。獲得最多 10 項提名的兩部電影《羅馬》《真寵》都是標準的歐洲三大電影節的入圍電影。《黑色黨徒》儘管是一部美國電影，但導演史派克·李之前的作品獲得了更多來自柏林和坎城的肯定，而非奧斯卡。而帕維烏·帕夫利科夫斯基憑借入圍坎城電影節的《沒有煙硝的愛情》拿到最佳導演提名更是被認為是一大冷門。
另一方面，以往對商業片、尤其是超級英雄電影不屑一顧的學院今年也放下了身段，將《黑豹》這部 2018 年全球票房亞軍電影，選進了最佳影片的提名名單。而就在一個多月前，《紐約時報》還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從 2016 年之後，奧斯卡的評委們就開始煞費苦心地想讓其成員的身份更加多元化，但他們會看上庫格勒（注：《黑豹》的導演）嗎？」
曾經的熱門影片，如今被更藝術和更商業兩翼包抄
取向變得更商業或更藝術，導致原本的熱門影片落選。
被更藝術的和更商業的電影從兩翼包抄之下的結果就是，此前因為具有奧斯卡相被視為 2019 頒獎季的熱門影片此次紛紛落選。
奧斯卡史上最年輕的最佳導演達米恩·查澤雷新作《登月先鋒》講述的是宇航員尼爾·阿姆斯壯的故事，這部影片在整個頒獎季均被無視。與其同一年競爭，並獲得最佳影片的《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導演巴瑞·賈金斯新作《藍色比爾街的沉默》此次最重要的提名僅為最佳女配角。2007 年包攬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的科恩兄弟新作《西部老巴的故事》也只被提名最佳改編劇本獎，以及服裝設計和原創音樂獎。
與之類似的電影還包括，講述同性戀者被強迫參與矯正項目的《被消除的男孩》，講述一位牧師與其信仰之間的抗爭的《牧師的最後誘惑》，《阿甘正傳》的導演羅伯特·澤米吉斯新作《歡迎來到馬文鎮》等影片。
與其說入圍名單「包容」，倒不如說是混亂且迷茫
各種動盪讓奧斯卡前路未明。
最終 2019 年入圍奧斯卡最佳影片的 8 部電影呈現出一種奇特的景像。從藝術屬性極強的《羅馬》《真寵》《黑色黨徒》，到在商業上取得巨大成功的《黑豹》，再到音樂和明星遠大於電影的《一個明星的誕生》《波西米亞狂想曲》，與其說這份名單包容，倒不如說它看上去混亂而且迷茫。
只有剩下的兩部《幸福綠皮書》和《為副不仁》是典型的奧斯卡電影。前者講述白人保鏢保護黑人鋼琴家深入美國南部巡演的故事，後者則直接批評了布希政府時期的副總統錢尼，認為他是促成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罪魁禍首。
奧斯卡變得不那麼奧斯卡了。關於這個出人意料的變化，一種觀點認為，奧斯卡的主辦方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乃至於它所代表的好萊塢，正在經歷一輪新的重建。而動盪本身，就會使得奧斯卡前路未明。
受到社會運動影響的奧斯卡審美取向
「OscarSoWhite」、「Metoo」運動興起，由白人男性佔主導的情況不再。
長期以來，好萊塢被認定為是猶太人的地盤。《梅爾吉勃遜之英雄本色》導演梅爾·吉勃遜曾經因為反猶言論而被好萊塢封殺長達 10 年之久。奧斯卡評委同樣由白人男性組成，《洛杉磯時報》2012 年的一次調查指出，5100 多名成員中，77% 為男性，非裔占比只有 2%，拉丁裔還要更少。
由男性占主導的情況在過去一年發生了巨變。導火索則是哈維·韋恩斯坦在 2017 年下半年被指控長年性侵女性，並因此引發席捲全世界的 #Metoo 運動。而在這場運動中，許多掌握好萊塢大量資源的白人男性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包括亞馬遜影業負責人羅伊·普萊斯、迪士尼和皮克斯動畫首席創意官約翰·拉塞特、電影導演伍迪·艾倫、布萊恩·辛格、羅曼·波蘭斯基，演員詹姆斯·法蘭科、凱西·艾佛列克、凱文·史派西等。
他們受到的影響各不相同。韋恩斯坦或許永遠無法回到電影業，拉塞特找到了新工作但卻遭到了抵制，波蘭斯基去往法國拍攝自己的新片但可能會被好萊塢冷處理。但之於好萊塢，他們的離開意味著權力的真空，並且會導致後續一系列的變化。
2018 年 6 月，奧斯卡主辦方公布了他們邀請成為評委的名單，其中女性占比達到 49%，少數組裔占比達 38%，甚至還包括金城武、張艾嘉、婁燁、華誼兄弟創始人王中軍、王中磊、以及博納影業創始人於冬等。
這也並非奧斯卡第一次因為社會運動而不斷改變自身的審美取向。2014 年，英國演員蓋瑞·歐德曼在其參演的電影《自由之心》獲得最佳影片的幾個月後說：「奧斯卡上，如果你沒投票給《自由之心》，那麼你就是個種族主義者。」
從 #OscarSoWhite 到 #Metoo
2016 年，#OscarSoWhite 運動正式發起。《無境之獸》的伊卓瑞斯·艾巴、《金牌拳手》的麥可·B·喬丹等演員在此之前都被視為是表演獎的大熱門，然而卻連提名都沒有拿到。人們自然將不滿發洩在學院頭上，認定其種族歧視，並且在 Twitter 上刷起了 #OscarSoWhite 的標籤。
「我們（指黑人）或許會時不時拿一座奧斯卡，但奧斯卡並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好萊塢的行事方式。我不是指好萊塢的那些明星。我是在說有決策權的人。我們並不在那個決策的房間裡。」在 2016 年的奧斯卡提名公布後，導演史派克·李說。
最終，整個 #OscarSoWhite 運動在學院承諾，要在 2020 年之前，將擁有投票權的女性和有色人種數量翻倍而暫告一段落。最新的數據是，如果學院 2018 年名單上的人都接受邀請，那麼女性成員占比將達到 31% 。
從 #OscarSoWhite 到 #Metoo，奧斯卡近年來正在不斷承受越來越大的來自社會整體的壓力。而重建的另一面則來自於一般觀眾的壓力。
想討好公眾，結果得罪業內的尷尬處境
為了拉回觀眾、挽救下滑的收視率，差點要增設「最佳流行電影獎」
起初，奧斯卡只不過是一個行業內部獎項。15 分鐘的頒獎典禮，公布完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女演員等多個獎項就宣告結束。此後，奧斯卡發展成為一個行業表彰大會，混音、美術、剪輯、作曲、視效、服裝等多個技術獎項加入其中。
然而，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學院的資金很大一部分來自電視轉播，這也意味著他們必須時刻考慮公眾的意見。在如今娛樂形式越來越多，《星際大戰》《復仇者聯盟》這樣的大 IP 橫掃市場，而美國式藝術電影票房份額日益縮水的情況下，奧斯卡頒獎典禮收視率逐年下降。學院也被迫做出諸多妥協。
2018 年 8 月，學院主席約翰·貝利宣布，為了使奧斯卡不被觀眾拋棄，同時解決潛在的財政方案，他們提議要增設「最佳流行電影獎」。在內部會議中，一個方案是，該獎可以在一個至少有兩千名觀眾的電影場裡，讓觀眾憑票根進行投票，從而選出最後的得獎影片。
很快，電影人的嘲笑鋪天蓋地而來。導演羅伯·勞發表一則推特認為，隨著奧斯卡宣布引入流行電影獎項，電影業今天與它分道揚鑣。洛杉磯時報影評人 Justin Chang 則說，這是極度一廂情願與媚俗的做法。
最近，奧斯卡又一次因為諂媚觀眾而惹惱了電影行業。他們原本打算把 4 個獎項——最佳攝影、最佳剪輯、最佳化妝與髮型設計獎以及最佳實景短片獎——放在廣告時段播出，縮短奧斯卡頒獎典禮的時長，以吸引更多觀眾，並取悅轉播商。
《羅馬》導演艾方索·柯朗的表態也基本上代表了所有電影人的態度：「在電影的歷史上，出現過沒有聲音、沒有色彩、沒有故事、沒有演員、沒有音樂的傑作。但是沒有一部電影是脫離攝影和剪輯而存在的。」
權力還在重新洗牌中，但奧斯卡的定位已隨之分裂
從中，大概可以看出奧斯卡的尷尬。它需要面對觀眾，也需要面對行業。它承擔了人們對於社會正義的訴求，也寄託了人們對於電影美學的理解。曾經，那些掌控好萊塢的白人男性或許並不在乎這一切外界的聲音，但隨著這批人在一場一場社會運動中被逐漸清理出場，奧斯卡分裂的定位終於讓它失去了對於自己命運的把握，而不得不游離於分裂甚至是互相衝突的目標當中。
風格混亂的最佳影片提名名單正是這一現狀的縮影。至少，從提名公布後的公眾反應來看，它能夠取悅基本上所有的群體。
影評人因為《羅馬》和《黑色黨徒》的入圍而歡欣鼓舞。這兩部影片確實是整個 2018 年在電影的藝術層面上表現最突出的。普通觀眾也可能會因為《黑豹》而覺得奧斯卡終於放下了成見。
關注種族問題的人也會滿意，就算是詬病《幸福綠皮書》中黑人、白人一家親的主題仍然落後的人，也可能會認可史派克·李的《黑色黨徒》，因為李的種族觀點更加激進。而這件事情值得玩味之處更在於，奧斯卡長年傾向於無視這位成名已久的黑人導演。他此前 4 次入圍柏林電影節，2 次入圍坎城電影節，卻是第一次拿到奧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的提名。同時也有傳言稱，史派克·李本人拒絕成為學院成員。
既有坎城藝術片，又有漫威商業片的安全名單
奧斯卡放棄了自身在電影行業的話語權嗎？
從藝術上來看，《黑色黨徒》百分之一百值得一個奧斯卡提名。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是一個正確的、安全的選擇。同樣的，講述白人與黑人相處的電影《幸福綠皮書》是一個安全的選擇。講述墨西哥故事的《羅馬》也是一個安全的選擇。批評共和黨前副總統錢尼的《為副不仁》，將女性作為主角的《一個巨星的誕生》，有女同性戀描寫的《真寵》，黑人超級英雄《黑豹》都是安全的選擇。
正如人們經常質疑擁有奧斯卡投票權的大部分是演員——大部分都不一定看過所有的電影，大部分都對藝術本身沒有足夠深刻的鑒賞力，大部分都會因為公關而影響了自己的選擇——人們又憑什麼相信這一次提名名單的背後代表了一種特定的審美取向？更何況，這是一份既有坎城藝術片，又有漫威商業片的提名名單。
在這個意義上，安全似乎是這份入圍名單的最大特徵。而這件事情的遺憾之處在於，奧斯卡放棄了自身在電影行業的話語權。
奧斯卡從未標榜自己追尋藝術，也並不為商業電影代言，但它依然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獎項，因為它代表了全世界最強大的美國，以及它的電影能力，並為其制定規則。歸根到底，奧斯卡是一種美式價值觀的體現，並承擔著文化輸出的功能。
「與政治領域相同，在好萊塢一個持續出現的主題就是人們對於強有力的社會組織的矛盾心情，以及他們如何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這些組織可能是宗教的、經濟的、軍事的、或者政治的。」歷史學者吉姆·庫倫在《華盛頓郵報》中寫道，「電影和選票箱一樣能夠告訴人們關於這個國家的一切。」
美式價值觀的整體衰落
近年最佳影片的得獎作品，反映了美式價值觀的整體衰落。
2008 年的奧斯卡曾被譽為是新千禧年最出色的一屆奧斯卡，其兩大熱門《險路勿近》和《黑金企業》分別是科恩兄弟和保羅·湯馬斯·安德森的作品。前者隸屬於好萊塢西部片，描繪了德克薩斯州的冷酷和荒誕。《黑金企業》則關乎於 19 世紀石油在美國發現的歷程，以及那個年代中宗教的作用和意義。這兩部作品都根植於美國的歷史以及文化，從而使他們超越傳統西部片和傳記片的侷限。
與之類似，在《亞果出任務》和《危機倒數》獲獎的那些年，美國也正處於反思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的氛圍當中。他們能夠獲獎也契合了當時美國國內的整體心態。而近年來《水底情深》《月光下的藍色男孩》也是美國應該如何應對不同族群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在一個民族大熔爐的情況下，保留不同族群的身份和文化特徵的反思。
在 2019 年的熱門候選當中，《羅馬》是一部描繪墨西哥的西班牙語影片，《真寵》則是 18 世紀英國宮廷的故事。他們不會與時局完全無關，但終究他們也並不是美國當地的故事。在將歐洲三大電影節的審美標準考慮在內的同時，美國本土文化，在奧斯卡最佳影片這個獎項上，第一次看上去成為了一種弱勢群體。
這背後自然也是美式價值觀的整體衰落。美國逐漸不被視為一個正義的全球秩序維持者，《危機倒數》《亞果出任務》這樣的影片的合法性也消失了。當美國不再是全世界的燈塔，《險路勿近》《黑金企業》這樣與美國歷史息息相關的電影也失去了原本的誘惑力。
被政治正確束縛的好萊塢創作能力
傳統的美式價值觀逐漸被證明不可行，新的政治正確核心又只是空洞的表面口號，未能真正解決族群衝突的問題。
在奧斯卡連續兩年將最佳影片頒給《月光下的藍色男孩》《水底情深》之後，好萊塢趨向於政治正確的風潮也開始變得明顯起來。然而，這個信條，在過去一年時間內，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政治正確的理念不僅未能協調美國不同族群之間的關係，在保留各族群的多樣性的基礎上，將他們團結在一起。更嚴重的是，保守主義的反撲，讓這個概念能否成立都顯得岌岌可危。
反映在公眾心目中，就表現為人們大多並不買帳這兩部影片，並認為與他們同屆競爭的《樂來越愛你》《海邊的曼徹斯特》《意外》等電影均更有資格獲獎。
事實上，政治正確也束縛了好萊塢創作的能力。《水底情深》是一部無比正確的電影，但在評論者看來，其實也是導演吉勒摩·戴托羅生涯較為無趣的一部電影。政治正確因為有太多的條條框框，不同種族、不同取向、不同性別的人都要得到同樣的對待，很容易成為創作的教條。諸如《被消除的男孩》《藍色比爾街的沉默》這樣的電影在今年頒獎季遭遇冷遇正是這個原因。
電影作為一種文化藝術產品，它的強盛始終依賴於一個強大的表達核心。中國第五代成名於反思文革，第六代則關心社會巨變中的人物。台灣新浪潮誕生在社會逐漸解凍的過程中，法國新浪潮則與 1960 年代躁動的社會息息相關。當這些核心消失，相關的電影運動也就隨之消散。
奧斯卡近年來之所以越來越被視為一個小年也正是這個原因。傳統的美式價值觀逐漸被證明不可行，而新的政治正確核心又只是空洞的表面口號，並不能真正解決族群衝突的問題。最終，失去了核心的好萊塢和奧斯卡也失去了他們定義電影的能力。
而對於電影世界來說，這始終是一個損失。這個世界上已經有歐洲三大電影節追求純粹的藝術標準，也有票房數據可以反映觀眾的好惡，但與美式價值觀緊緊相連的奧斯卡，卻只有這一個。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好奇心日報》，原文請點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