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Shopping Design》雜誌 2023／春季號 Spring Issue（CITY・改變城市的設計與人）

城市，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也是一個實質的巨大結構，由街道、巷弄和建築物組建而成，櫛比錯落的廣袤空間裡，縱橫著奔馳的交通工具和森嚴的律法，每個人每天在大量的陌生人面前，嚴守著行為舉止的合宜邊界，追求著城市內在的集體夢想，疲累了，就在夜晚的小酒館或歌廳裡把深藏的內在取出來，抖擻一下，隔日繼續上路。

這是現代城市生活很重要的特徵——例行化(routinization)，每個人在明天仍將做著昨天就在做的事情，例行化讓分工的網絡不會崩解，人們生活的各種需要因為可預期(predictable)地獲得供給——自來水會來、電力永保無虞、捷運準時05：45開出第一班、7-11在子夜過後就會上架全新的御飯糰⋯⋯，而得以享有一個比較輕鬆、寬慰的日常；一旦有例行的運作出現了差錯，許多人的生活立刻出現痛苦，譬如說近日台北的缺蛋與中南部的缺水。

城市裡的例行化

人類文明的重大特質之一，就是迴避意外。最先是暴猛且陰晴不定的天氣，因而人類必須建構掩蔽物(shelter)；接著是時有時無的食物來源，故而人必將從狩獵進化到農耕和圈牧；而要完成前兩者基本需求，人必須結合而成社群(community)，透過分工和組織化的過程，創造出個人難以完成的硬體與軟體，並協調人們的心理狀態，創造夢想以資追尋，或者「散佈」酒館來紓解壓力。

當社群愈組愈大愈密，由村落、鄉鎮、城市、大都會(metropolitan)到等同於昔日一個國家大小的巨型城市(mega city)，結構實質上已等同於百科全書，可以看成是是人類心智所展現的一道元宇宙(Mata Verse)，在十八世紀之前，這道社群化的軌跡因為不同語言文化的差異，或有不同，但在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陸續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之後，全世界的城市有著強烈趨同的走向，而其內在的核心骨幹，就是例行化。

例行化的力量無比巨大，因為它是由一組組的社會機制(institution)盤根錯節地、互為因果地搭建而成，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稱之為「結構化」(structurization)，結構很難動搖，如果一個城市有一百萬人口生活在其中，那麼這城市的結構是由他們的祖先和後嗣所共同鞏固的(也許守住這結構的超過一千萬人，十倍於現住人口，也說不定)，歷史經驗顯示，結構在長時段裡會有變化，但在個人生命的當下它可是鐵板一塊。

在歷史特定時刻裡，要改變結構的例行性，只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創造出另外一種結構，在與舊結構的交鋒對抗中，方方面面地在生活各個接點推擠出一點位移(例如網際網路和手機結合，創造出商業和心靈世界的改變)；另一種就是革命，藉著千萬人民起義的熱情和暴力，一舉將所有舊體制推翻。

在十九世紀，革命是一個誘人的概念，因為人類的社群裡亙古的身份不平等太巨大，大到人們想脫離例行化的安全感，解散社群，以獲得自身的自由，經過二十世紀各種更巨大的革命，遭遇各種失落和幻滅，如今革命逐漸變成一種空泛的玄想，在現代與後現代的社會裡，完全無法匹敵例行化的巨大齒輪。

透過移動滿足求新的渴望

城市是當今世界主要的生活樣態，根據統計，目前全球大約有七成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裡，在工業化或後工業化的國家中，城市人口更超過九成，這是歷史上最高比例的時刻，在全球化的互動裡，城市比國家更令人覺得有相關性，我們更常說要去伊斯坦堡旅行而不是說去土耳其，我們更想念紐約而一點都不留戀美國，這是因為城市生活內在有其高度的相似性，我們很容易在自己城市生活的意義軸線上去理解另一個城市，也可望藉此獲得它城的新鮮刺激以補足我城的匱乏。

而從當代旅行的幽微意義中，我們也可洞悉一個事實：例行化既然是城市內在的剛性本質，無可避免地要控制意外、消滅驚嚇(連帶地也消滅了驚奇)，那麼人們要滿足人性中那些「求新的渴望」(desire to newness)——這是現代性賦予現代人的一種矛盾生命特質：既要穩定，卻又嚮往新奇——我們就必須透過「移動」(mobility)來「完滿化」生命的需要。

在台北，你我都有共同的經驗：在捷運上，站著坐者的乘客率皆一無表情地看著手機或打盹，而那些歡笑著面容，眼珠咕嚕咕嚕打量著車廂周遭的，就是觀光客，在此，我們一成不變的日常卻是他們歡欣探索的異常。

旅行的另一個更宏廣的意義是：如果這個觀光客來到一座城市，到了簽證效期過了，最終卻決定不離開，反而找了個落腳處長住在這裡，那麼他便創造了一個最小的結構，為城市帶來最小的變化，因為他帶來出身地的異國文化以及想融入於此地的渴望，接下來每一天都要撞擊(或受撞擊)我們的社區，如果剛好我們的文化語境裡、歷史進程中有一股新隆起的「求新的渴望」，那麼他就會獲得新結構的助力，成為事倍功半的改變者。在西方十九世紀，「移民」往往就是這樣的歷史行動者——美國根本就是由移民創造的國家，而紐約根本就是個移民城市。

我們的城市——台北

在台灣成長、如我一般年歲的世代，都有過一種童年的興奮：北上的火車經過萬華車站，接下來有一個緩慢的轉彎，你看到一棟接著一棟的中華商場，每一棟間的平交道前停滿了五顏六色的車子，背後是滾動著霓虹和鮮豔光柱的百貨公司門面，火車逼近月台，月台上是穿著洋裝與細高跟鞋的女士和呢絨西裝、打折西褲的男士⋯⋯。

而之後，當我們大學畢業，再也不回家鄉，被城市的新穎、新奇和新機會吸引，我們成了新移民，如今回顧，七○年代的島內都市化移動，確實創造了台北的改變，因為羅大佑能唱出「台北不是我的家！」的自由與活力，台北確實成了歷史新行動者們的家，我們也創造出例行化的台北生活風貌：要求準時、高效率、合宜與節制的夢與千篇一律的三房二廳公寓⋯⋯。

所以，在我這般年歲，看到有無數的年輕人搬離台北，落腳台南、嘉義、都蘭、長濱⋯⋯，來開展他們的青壯年歲月，其實內心無比欣慰：他們將為那裡的社區帶來新的風貌，也將把台灣變成更完整的國家。這一股翻轉台北由中心變成邊陲的浪潮，是一種新的繁榮，它意味著被掏空的台北更需要新結構的趁勢而入，就看行動的眼光、視野和自身抱負了。每個年代都有無敵鐵金剛，力大無朋，但櫻桃小丸子也可以憑其天真，找到新的遊樂園。

本文選自《Shopping Design》雜誌 2023／春季號 Spring Issue（CITY・改變城市的設計與人），更多內容請 點此試閱。

詹偉雄
1961 年生於台中縣豐原鎮，台大圖書館學系、台大新聞研究所畢業。曾參與博客來網路書店與《數位時代》、《Soul》、 《Gigs》、《短篇小說》等多本雜誌之創辦;著有《美學的經濟》、《球手之美學》、《風格的技術》等書，目前專職於文化社會學之研究。

責任編輯／古韻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