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郭亨宇
但地圖往往對你悄聲低語：「靠近我，跟隨我，不要懷疑我。」
在各種導航App還沒塞滿手機應用商店的時候，人們外出旅行前總要準備一份目的地的地圖。沒人會覺得這有什麼問題，到一個陌生的城市不認路？照著地圖走就是了。長久以來，地圖作為一種「工具讀物」，常被人們視為是對客觀世界的描摹。
但並非所有地圖都是客觀可信的，有時，它也會玩一些小把戲向訊息接收方傳遞甚至灌輸某種觀念，對地圖的讀者產生誤導。
在康乃爾大學的數位藏館中，有一個名為「說服性地圖」（Persuative Maps）的館藏項目。這個項目中收集了大量「不顯示客觀地理訊息」的地圖，這些地圖用來傳達繪圖者的某種觀點，或強化人們腦海中的觀念。這個項目的收藏者是P. J. Mode，一位收藏家兼地圖史學家。從1491年的「世界地圖」到2012年的「奧斯卡最佳電影圖鑑」，P. J. Mode已經收藏了共862張「說服性地圖」。
由於在大量的視覺媒體中，地圖是相當常用的可視化工具：天氣預報、財經信息、時政新聞等等，地圖幾乎無處不在，用於說明事實、解釋事實，人們對地圖的印象便與「客觀真實」聯結在一起。這使得地圖成為一種有別於其它任何形式的訊息傳遞媒介，使得它具備了一種「感實性」（truthiness），即「感覺上是真實的特性」，這種性質往往基於觀念和直覺生髮出來，並與事實和邏輯無關。
柏瑞爾·馬卡姆在《夜航西飛》中寫道：「那些相信地圖的閱讀者，有時甚至是它自己的繪製者，在閱讀地圖時都必須暫時停下腦海中的懷疑。」感實性讓人們忽略了地圖的「多義性」和「藝術性」，於是比起繪畫、雕塑和其他藝術形式，地圖在作為一種宣傳工具時，傳遞出來的信息會更加具有說服力。
這份館藏中囊括了幾乎所有人類所關心的內容：宗教、政治、軍事、經濟、道德和社會，每一方面能找到與之相關的「說服性地圖」，在每一張地圖下方都有收藏者的註釋，包括該地圖所在的時代背景、繪製者所用的把戲以及希望達到的目的。
在1890年，Bartholomew繪製了一份世界地圖，但觀察該地圖就可以發現他將經度從360度擴展到了490度，這使得印度半島和大洋洲地區在地圖中出現了兩次，它擴大了英政府的殖民地面積，不仔細查看的人很容易被誤導。
在美國第23任總統選舉前的1888年，時任總統的格羅弗·克里夫蘭鼓吹自由貿易政策，而共和黨候選人班傑明·哈里森則是資深的貿易保護主義者。於是後者的宣傳團隊用一張地圖作為宣傳工具，展示了哈里森的政策將「保護美國勞工」，在說明哈里森的政策時，地圖上使用了更鮮明的色彩，而當解釋對手克里夫蘭的政策時則使用更多負面語言，並用上了大塊的灰黑色。結果，哈里森成功擊敗克里夫蘭，就任美國第23任總統。
1952年《時代》雜誌上運用特殊的視角和投影方式呈現了一份描繪蘇聯威脅的地圖。在這份地圖中，從莫斯科到列寧格勒的距離與巴黎到里斯本的距離看起來幾乎相當，但事實上前者甚至不及後者的一半。當時《時代》的發行商亨利·魯斯是一名堅定的反共主義者，而這種誇張正意在加深人們對蘇聯威脅的擔憂。
不過事實上，從來沒有哪一份地圖是完全客觀的，由於在繪製地圖的過程中，人們無論採用哪種投影方式將彎曲的大陸按比例投射到平面圖紙上，在投射過程當中必然會使得繪圖結果與真實情況出現差異。
以常用的麥卡托投影為例，在麥卡托投影中接近兩極的大陸往往被投影拉伸得很大，對人們造成了俄羅斯比中國和美國的領土加一起還要大的視覺效果。但取消麥卡托投影效果後，呈現出的大小比例往往才更加接近真實。
PJ Mode在華盛頓地圖協會期刊The Portland中寫道：在這些「選擇性事實」的時刻中，我們都受益於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所有地圖繪製的動機、利益和技術都在受到更縝密和更多疑的分析。Mark Monmonier在他的作品How to Lie with Maps中也指出了在繪製地圖中不同投影方式能得出完全不同的「事實」。他認為對於美國的學生，應該教導他們對地圖多留心，學會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地圖，這是重要的功課。
事實上，在這個時代中批判精神似乎不僅是美國學生的功課，也不只適用於地圖。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好奇心日報，原文請點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