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Shopping Design》雜誌2020／ISSUE03「Wild 山形人．野行者」
首圖攝影／oatsy40（flicker）
什麼樣的時代驅力，促使人們走向山巔？什麼樣的生命機制，讓人們會愛上登山？我在電腦上很快地打下五個對立的概念，試著來做一些簡要的申論：
一、Outdoor與Indoor
戶外的主人是「自然」，而室內主人是人類的「文明」。在文明的原初狀態，自然既提供人類維生所需的營養，也是毀滅生命的外在威脅——颶風、雷擊、洪水、乾旱、酷寒⋯⋯，奪人性命有如折斷一根草莖般容易。在漫長歲月裡，人類透過彼此的社會性結合—— 美國社會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森（E.O. Wilson）所說「一項偉大但脆弱的演化成就」——加上智識的顛仆開化，慢慢地將自然從不定向的威脅，轉化成為可控的生存資源，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漫布全球，由水泥森林所構成的城市，已將人類包覆在自然力難以穿透的堡壘之中，我們常居Indoor而得以阻絕Outdoor的遠古暴力，然而，這對人類並不全然是一件好事。
自然，是由繽紛的萬物、恢宏的地景、變換的大氣、野性的生物所縱橫出來的寬廣世界，但它不只是物質而已，它也模塑著人類的精神，長久以來，它是人類透過對比、凝視、沈浸，慢慢確認出自身身份認同與特質的一幅存有背景（還記得電影中，名字叫做「與狼共舞」的那位印地安人嗎？），它也是情感教育的來歷，人們在與自然的對峙中感受美、恐懼、謙遜、喜悅⋯⋯等原初激情，而後得到順應、節制、寬容、承擔、勇氣⋯⋯等的修為質地，可以說：自然是良善心靈的隱形教師。
當Indoor的人生開始佔據了現代人大部分的生存時間，我們有理由相信，人類基因是對那遺落的Outdoor際遇，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鄉愁，「上山去吧」，其實是人們要重尋自然啟蒙的一種挽回或努力。
二、Difficult與Easy
困難的生活，還是容易的生活？在我們父母的年代，台灣掙扎求生，追求舒適一點的生活際遇，是成人世界的共識，但在現代年輕人的二十一世紀，溫飽地活著並非難事，能在生命中經歷某些動人肺腑、刻骨銘心的經驗，並藉此確證自身的某些生命能耐，反而成為人人渴望的人造關卡。
登山與衝浪、溯溪、攀岩、野跑、馬拉松、攀樹、獨木舟⋯⋯等眾多戶外運動一樣，是台灣新興「輕度冒險」生活風格的一環，希望在平滑無奇的人生中，創造一些粗礪的摩擦，體驗一些意外的困難，並發現解決它們的方法。自然中的困難，往往也伴隨著獨特的回報（例如在登山過程中被壯觀的景色所震懾），相較而言，容易生活的生活，就根本稱不上是生活了。
三、 I 與me
I 的人生，是一種自我抉擇過的人生，而me的人生，則是他人幫你決定好的人生，我們當然可以說：看似自我抉擇的人生，其實暗地裡受到社會論述的左右，實質上還是他律的me，這正是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當年的洞見，但時至今日，我們卻也不能否認：追求自我命運的主體性，是當代年輕人和上一代另一個重要的差異點，各種特立獨行的人，演出了大寫 I 的豪情生命，例如大家所熟知的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一個人讓幾十億人由講電話的人變成了看電話的人。
大寫 I 的人生，與登山活動的交集，在於孤獨的自我行路過程。孤獨的狀態，創造了當下身體感知的「臨界自我」與心智中早先儲存的「理想自我」一種彼此交鋒的對話，這種一來一往的反思，會幫助人們更澄明地知曉自己，知道人生該往何種方向突飛猛進，而在何處隱退收手，這種孤獨狀態不能僅止於片刻，最好的情況是「一條漫長而蜿蜒的道路」，而如果這條路夾雜一些坡度與風雨，那就是哲學家尼采幫他的小說主角——查拉圖斯特拉——所選的最佳旅程。
我們不能說全部的登山者都是大寫 I 的人，但你看看那些在山徑上踽踽獨行、準備以一己之力料理旅程全部風險的人，便多少都具備這樣的氣質。
四、Survival與Alive
這兩個英文字，我姑且把它們翻譯成生還者與賴活者，生還與賴活的差別，在於前者擁有「瀕死經驗」，而後者的人生則闕如。瀕死經驗是任何體驗中最高階的生命經驗，除了當事人遭遇了旁人難以設想的絕境，承受了身心巨大的痛苦，當下可能說出了人生最後遺言，最重要的是：瀕死經驗會造成生還者生命敘事的根本轉折——經此一險，生還者的餘生變成了一位完全不一樣的人。
在二十世紀冒險文學的普及流傳，甚或電影與紀實紀錄片的推波助瀾下，追求生死一線的冒險，成為某些大寫 I 人更決絕的志業，例如紀錄片《赤手登峰》中的自由徒手攀岩者艾力克斯．霍諾德（Alex Honnold），或者每年上千位投資大筆金錢想登上聖母峰的登山客。瀕死經驗的追求者不是刻意尋死，恰恰相反，他們嚮往一種在死亡邊界上熱忱求生的鮮活存在感，沒有一分一秒虛度，全部活在當下。
英國自然文學紀實作家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在考察西方登山歷史的《心向群山》（Mountains of the Mind）一書中說：那些攀登上高山絕頂的人，一半是因為他們愛上了自己，另一半是他們愛上了自我消殞（oblivion）。對這些登山者而言，山下那些城市中的賴活者，雖然呼吸著也走動著，但身體中的生命卻早已死了（所謂三十歲的死亡與八十歲的葬禮），而身涉險境的人，專心致志於眼前的危機，生命卻百分之百地活著，那歷劫歸來的一刻，身心都有狂喜，這是一種上癮的感覺，促使瀕死冒險者不斷尋找更高更難的山。當然——這些種種，都是賴活者窮其一生也想不透的事。
五、Mountaineering與Engineering
一個是登山，一個是工程，它們除了字尾都有-eering，指涉著一種專業者的行為，還有什麼互相拉扯的意義？
這當然是我私下的見解，也許有著主觀的偏見，亦即登山這種行為，牽涉著多樣化的創造性歷程，而工程也者，則大部分是SOP的理性化規範。創造性非常個人化，但SOP排斥個人化。
在此所說的登山，不是一般走簡易百岳的那種明晰山徑，而比較像是阿爾卑斯山登山時要用到的冰雪岩混合地形攀登技術的那種登山，或至少是聖稜線通過素密達斷崖的那種破碎地形的登山，過程中需要用到身體和自然天險遭遇時所產生的某種「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手腳四肢與身體有能力在乍看一片難關的困局中，電光石火地接住山所拋擲而來的神秘契機，驚險破關。
相對而言，工程這個單字它所蘊含的意義，則是要排除個人於當下的任何創造性作為，服膺於由層層疊疊經驗所建構的標準規則，才能夠克竟其功。人類文明中，工程扮演的角色十分吃重，甚或可說是文明的基石，但對於個人來說，創造性所帶來的身心成就感以及滿足感，是生命成長過程中的徹底人性事務，台灣過往半世紀，全然是一個高度工程導向、理性化而且壓抑、排除工作者個性的暗灰歷史，合理的設想，這也是為什麼現在那麼多台灣Engineering的公司紛紛成立Mountaineering的社團，在台灣中央山脈最艱難的幾條橫段路線上，綁上隊伍布條的緣由吧。
這些分析和見解，不是定論，也不必當作權威之言，台灣從一個全民反對爬山冒險的社會，轉進到一個爬山作為時尚的社會，固然有從俗流行的一窩蜂，但也有一種深層的生命慾望在醞釀，值得我們揣摩、推敲，或——親身涉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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