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台北市萬華區的「糖廍文化園區 B 倉」，曾是日治時代的製糖工廠，隨著時代更迭，從糖廠轉變為倉庫，再經轉手，於 2019 年由曉劇場進駐，使該場域蛻變為「萬座曉劇場」，成為台灣首座百年古蹟改造的專業表演藝術場館，同時是一座劇團和劇場共生的場域。
從「擁有自己的舞台」開啟的旅程
曉劇場成立於 2006 年，由當時還在北藝大就讀的鍾伯淵和李孟融共同創辦。從文林北路的公寓開始，他們許下擁有「排練場」的夢想。
鍾伯淵回想草創時期，從和平西路到華江整宅，他們與許多剛起步的劇場一樣，沒有一個專屬於劇團的工作空間，只求平時有個能一起工作、排練的場地。他們甚至曾為了大型演出，在不同地方租借三個不同的排練場，團員們只得四處奔波，渡過了一段破碎而流離的表演生涯，鍾伯淵感觸地說：「如果團隊永遠都要逐排練場而居，對於團隊來說，無論是創作或表演風格都無法有穩定的發展，所以我們必要擁有自己的空間。」
2020 年，透過台北市的「老房子文化運動計畫 2.0」，在文資修繕費用部分抵免、房屋租金等的優惠下，曉劇場終於擁有理想的場地。他們承租了原先作為「明華園」排練場的倉庫，劇團和場館營運開始雙軌並行。
「我們希望能改變台灣劇團在排練場上的限制，開放萬座曉劇場給不同團隊使用，甚至在演出前讓團隊能有等比的空間排練、試裝台甚至進行試演。」鍾伯淵指出，大部分的劇團在正式演出前，往往只能在正式舞台一半或三分之一尺寸的場地排練，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多劇團時常得等到真正進場後，才會發現排練場與舞台之間的落差，演員必須在短時間內適應舞台，為了解決此問題，萬座曉劇場打造 22 x 14 公尺的舞台，為劇團與演員提供了更充裕的排練及技術實驗空間。
從夢想到現實：場域營運的難題與困境
「表演藝術是空間的藝術，像是如何調動演員走位，以此展現人與空間的對話；事實上，當一個演員與觀眾的距離不同——3 公尺、5 公尺到 10 公尺，不一樣的距離在觀眾的視野中將展現截然不同的張力與情緒。」鍾伯淵強調，空間會給予劇場作品不同的力量，讓演出不只有表演，更建立與觀眾共享空間的緊密連結。另外，有別於一般劇場的觀眾席比例大於舞台，萬座曉劇場只有 200 個席次，「這樣一來，不但不用面臨到過多的票房壓力，在創作上也更有彈性的實驗空間。」
當擁有自己的劇場後，營運日常就從理想變成現實。「民營劇場」不像一般公部門的場地，固定編列預算進行場館升級；為讓萬座曉劇場有更好的使用體驗，曉劇場持續自籌經費進行每一季維護與更新，尤其萬座曉劇場兼具古蹟的身份，因此從建物的安全與管理維護，到劇場的技術設備、舞台地板、布幕和觀眾席，都耗費了大量心力和資金，提供觀眾與演出團隊最舒適的使用環境。
這也是由國藝會所支持的「藝術未來行動」計劃，讓萬座曉劇場得以更穩健的腳步，在場館日常營運外，透過自辦節目、主題策展、國際發展與社區連結等角度，從內容上更進一步規劃場館與團隊、觀眾及社區之間的關係。
為此，曉劇場規劃每年二、三月推出自製節目培養觀眾，上下半年進行節慶策展，邀請國內外表演團隊來台演出；每年開放部分檔期，支持符合萬座曉劇場多元、實驗、共融主題的創作。同時透過營運規劃逐步增加演出週期，發展類似定目劇的演出，讓觀眾慢慢習慣與期待走進劇場看戲。
透過策展串連國際，帶來嶄新交流與連結
硬體準備齊全後，更重要的是有什麼樣的內容。除了曉劇場每年固定頻率的演出之外，從 2019 年創立、每年 4 月舉辦的「艋舺國際舞蹈節」，也以萬座曉劇場作為主場館，串連整個萬華地區，創造與地方的連結，更深化表演藝術的在地互動。
鍾伯淵透露：「2025 年我們將以多元為主題，預計邀請來自西班牙、德國、立陶宛的舞蹈作品展現場館的多元性。」除了邀請國際團體演出，萬座曉劇場也將透過國際連結，組織的合作與交換，帶來嶄新的國際交流。
「過去，國際串連的方式大多以場館跟場館為基礎，或是節目與節目作為交換，但有了劇場以後，我們就能提供有別以往的串連方式，並藉由相互的推薦將資源帶到不同地方，創作多重性的連結。」這些大型的國際串聯計畫，不僅為台灣劇場帶創造更多火花，也能透過一件事創造不同效益，「我們不希望連結到的資源，只用在一件事情上面，我們一個『錢』都要打好幾個『結』。」儘管這些串連比起以往耗費更多心力與時間，但對於曉劇場而言，是有了劇場後才能衍生出的全新藍圖。
2024 年下半年，曉劇場則以「Japan Focus」作為主題，與日本下北澤知名的本多劇院合作，進行節目合作與交換，將於11月有連續三檔節目在萬座曉劇場演出。同時，也透過回望萬座曉劇場作為日治時期台北製糖所的歷史，創造日本到台灣的連結。
以「人性」和「社會議題」為創作核心，探問形成的原因
除了維繫萬座曉劇場的營運之外，曉劇場依舊花費許多時間在創作上。然而與以往不同的是，劇團開始可以以「萬座曉劇場」為表演核心，持續發展出風格獨特的表演形式。他們希望有朝一日，能如同「法國陽光劇團」（Théâtre Du Soleil）般，讓創作和表演場域緊密結合，發展出獨一無二的表演模式。鍾伯淵解釋道：「那不只是外國月亮比較圓所立下的目標，而是當你真正了解場域與劇場之間，能相互給予彼此什麼樣能量。」
曉劇場深根在萬華十多年來，藝術的創作價值不仰賴地域，而是透過對地方深刻的理解而造就自身的獨特性。他們不僅與當地社區建立深厚的聯繫，如：社區農耕班、社區戲劇班等活動；也增進居民對劇場的認識和參與。他們曾製作以萬華地區的無家者和性工作者為主題的作品 ，分別為《擺渡艋舺》和《她獲得約翰的吻並成為胡立德的女人》，投入時間街訪並走入他們的生活。
《擺渡艋舺》花費半年的時間，透過街訪盡可能還原無家者們的生活樣態。演出時甚至邀請兩位無家者——大胖和小胖共同參與，刻意不在節目單上註明，藉由藝術重拾他們與社會連結的自信。演出結束後，大胖回歸了家庭，而小胖則成為了街友導覽員，讓更多人理解無家者的處境。
除此之外，鍾伯淵也提及，劇團在製作《她獲得約翰的吻並成為胡立德的女人》的過程挑戰更大。由於男性團員時常被誤認為是顧客而無法進行採訪，女性團員則需要卸下性工作者的心理防備，才得以取得性工作者的信任。歷經三個月的撞牆期後，在不透過支付酬勞得到公式化回答的前提下，性工作者們開始願意主動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她們後來甚至開始會到劇團的辦公室與成員聊天，彼此建立更深度的連結，而這種深入的交流不僅豐富了劇本內容，也為觀眾提供了一個更真實、更多面向的視角。
順著原著故事紋理，打造「沒有改變」的改編劇作
透過連結在地衍伸的創作僅僅是曉劇場創作的其中一部分，探討「人性」和「社會議題」才是創作的核心，他們試圖透過提出問題、理解成因來回應他們所在意的社會議題，例如：改編自三島由紀夫的《憂國》，是由於劇團深受作品中激烈情感的震撼，進而探索台灣人的自我價值追尋，以及信念背後的驅動力；而改編自宮部美幸作品〈和尚的壺〉、〈哭泣童子〉兩篇故事而推出的劇作《之間》，則探討了犯罪與人性，以及陰影與鬼怪等主題；改編自黃春明作品《魚・貓》則關注台灣的城市發展與土地情感。
曾有戲劇老師針對曉劇場的改編作品提出「和原著一樣，沒有改變」的質疑，鍾伯淵表示：「改編作品最困難的部分在於『讓它維持原作的樣子』。」而這個習慣養成來自改編三島由紀夫的作品時，他的遺族不允許做任何修改、刪除和拼貼，必須按照故事原有的脈絡，「如何在文字架構下長出劇場的形式，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點。我們的角色是將原作提煉給觀眾，並不是模糊故事原貌才是改編。」貼著故事的紋理，透過立體化的人物、情感和場景，讓觀眾感受到故事更深層的提問，也藉此在這個過程中與觀眾產生生命的碰撞。
曉劇場從一個劇團到營運一個劇場，不變的是以創作為核心的初衷，除了從空間長出屬於自身的樣貌，也期望提供更多的表演團體在充裕的舞台空間上有自由發揮的機會，同時讓劇場成為一座藝術村，讓來自世界各國的劇團都能在此演出，也讓在地居民擁有接近戲劇的機會。透過 2024 年國藝會「藝術未來行動計畫」資金的挹注，也讓舞台從倉庫中被打亮，從糖廠到劇場，就如同萬華過去作為台北市發展商業樞紐的角色，從萬座曉劇場看見台灣表演藝術的豐富樣貌。
萬座曉劇場，不僅是劇場，也是讓創作者安心發揮的屋舍。曉劇場和萬座曉劇場的共生，創造臺灣表演藝術生態的新提案。
採訪・撰文／翁浩原
攝影／朱特
本文為與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藝術未來行動專案」合作企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