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Zaha Hadid、妹島和世之前,她才應該是第一位獲得普立茲克建築獎的女建築師

2017/10/22 | | 遠流出版

她是建築師界少見的女性建築師,而且十分傑出。業界認為(若不是因為建築師界一直對女性從事建築設計存有歧視)她早在1991年即應獲頒普立茲建築獎,成為第一位獲獎的女性建築師。

她是建築師界少見的女性建築師,而且十分傑出。業界認為(若不是因為建築師界一直對女性從事建築設計存有歧視)她早在1991年即應獲頒普立茲建築獎,成為第一位獲獎的女性建築師。

2013年,丹尼絲.斯考特.布朗登上頭條新聞,因為哈佛大學設計研究所的學生組織「女性設計協會」(Women in Design)發動請願,在網路上引起瘋傳。她們要求享譽國際的普立茲克獎(Pritzker Prize)委員會,把普立茲克獎補頒給1991年獲獎建築師羅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的合夥人丹尼絲.斯考特.布朗,雖然最後並沒有成功,使得將近兩萬名簽署人與廣大的設計界都失望不已,不過這次事件也證明了她的成就與典範。這名極有分量的建築師、理論家、教育家和作家,致力於倡導女性工作平等權,50多年來持續在這個領域發揮影響力。

丹尼絲.斯考特.布朗1931年在尚比亞(Zambia)出生,在極簡現代主義柯比意風格的方型屋子裡長大,她很早就接觸建築,年紀輕輕就確立志向。一開始進入南非的金山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但是沒多久就離開,到倫敦唸書,在歐洲四處旅行,最後到了費城。1958年,從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得到都市規畫碩士學位後,她就留在學校教書,認識了羅伯特.文丘里,不久後兩人就成為終身伴侶兼合作夥伴。後來她離開賓州大學,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教書,很快在同年晉升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都市設計學系的共同系主任,後來又回到東岸,到耶魯大學建築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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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絲.斯考特.布朗對於汽車文化,以及這種文化如何塑造美國西南部的生活方式與城市景觀很感興趣,尤其是針對洛杉磯和拉斯維加斯,她開始透過在耶魯大學教授的工作室課程研究新的在地設計,並邀請文丘里與她一起教授這門課程。他們與史蒂芬.伊澤諾(Steven Izenour)共同撰寫的重要分析著作《向拉斯維加斯學習》(Learning from Las Vegas: The Forgotten Symbolism of Architectural Form ,Learning from Las Vegas),就是出自於課程中獲得的想法,其中記錄拉斯維加斯大道(Las Vegas Strip)的設計,這對於嚴肅的建築學術界來說是很不尋常的主題,挑戰現代主義的意識型態,這本引發各方討論的書永遠改變了20世紀的建築景觀。

丹尼絲.斯考特.布朗和.文丘里在學術、建築和都市規畫方面都是領先群雄的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從1989年開始,他們一直是地位平等的合夥人,共同管理位於費城的.文丘里與斯考特.布朗事務所(Venturi, Scott Brown and Associates),他們舉辦展覽、講座、教學,並打造影響力遍及全球的建築。斯考特.布朗撰寫許多關於建築和城市規畫的文章,有多本著作,現在也一直在寫,至今都沒有停止工作。

訪談Denise Scott Brown 丹尼絲.斯考特.布朗

建築師、規畫專家、教育家,1931年出生

你目前在從事什麼工作?
從50歲開始,我的寫作風格更偏向自傳,除了希望總結、理解自己的生活,也是因為我教書的時候,發現建築師不喜歡看書、不願吸收資訊,但是如果告訴他們和我本身學習過程有關的小故事,他們就更勇於學習,所以我開始以自傳的方式書寫,好讓學生願意讀我想說的話。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做的另一件事是拍照,我現在都把照片放進電腦,已經有好幾千張,另外也開始寫一本新書。

丹尼絲.斯考特.布朗童年時期位於南非約翰尼斯堡的國際風格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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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豪登省(Gauteng)的馬波克村(Mapoch Village),位於普里托利亞市(Pretoria)外圍的西方風格住宅,丹尼絲.斯考特.布朗和第一任丈夫羅伯特.斯考特.布朗旅行時所攝,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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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尚比亞出生,也在歐洲四處旅行,後來到新英格蘭和加州工作,現在則待在事務所長久以來的所在城市──費城。旅行如何影響你對建築的理解?
學校老師都告訴我們,光看照片沒有用,而是要親眼看到那些建築。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下成長的小孩,戰爭結束時正在唸大學,我們都覺得自己與外界隔絕,包括我們學習的建築也是。我在南非金山大學和倫敦的建築聯盟學院(AA)唸書,只要一有機會就旅行,我去了西班牙、南斯拉夫、德國、瑞士、瑞典和丹麥。我們家裡有很多關於現代藝術的書籍,但是我還是會到美術館和博物館實際去看那些作品,我對構圖特別有興趣,例如馬勒維奇(Kazimir Malevich)的《白上之白》(White on White),那是反構圖(anti-composition)的例子,如果你喜歡建築,而且受的是相互直交(orthogonal )和笛卡兒直角坐標(Cartesian relationships)的訓練,尤其是受密斯.凡德羅的影響,就會覺得很有趣。我去看日本的構圖形式,以及其他接受同樣訓練的藝術家嘗試的不同創作。

有一次與一群學生旅行,我遇到對戰地攝影很有興趣的攝影師,這種攝影當然沒有構圖,你只能在移動間盡可能照下眼前發生的事物,我和他聊了很多,也思考了不少,當時就是有許多那種類型的思考與學習。

丹尼絲和羅伯特.斯考特.布朗在義大利威尼斯,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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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絲.斯考特.布朗在洛杉磯路邊拍攝的招牌,1968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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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絲.斯考特.布朗和羅伯特.文丘里與同事在賓州費城的工作室,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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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記得你一開始為什麼會對建築感興趣
羅伯特的媽媽在他還沒出生就希望他當建築師,可以說是一出生就設定好了,他也從來沒有質疑過這件事。

我也沒有太多質疑,因為我的父母在我2歲時,開始蓋一棟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的房子,並且在我4歲時搬進去。我清楚地記得那些建築藍圖。我媽媽學建築,她唸大學的時候,剛好現代建築開始出現,當時學生接受的訓練就是柯比意風格,她也是那些學生之一。

我對於那棟1930年代,柯比意風格的美麗房子有非常具體的記憶,我記得我在平坦的屋頂上玩耍,太陽照在舷窗上,把舷窗的形狀映照在我父母臥室朝西的牆上,我躺在那裡觀察。房門把手的高度就是現代主義房屋會設置的高度,那是條狀的把手,不是圓形,我一直到五歲才搆得著、開得了門。我記得祖母穿著有跟的拖鞋,踩在黑白相間地磚樓梯上,發出咔咔的聲音。

聽到建築和這麼快樂的回憶連結在一起真的很棒。
我有很多關於身為建築師的快樂回憶。我在建築聯盟學院的老師亞瑟.科恩(Arthur Korn)曾經說過,在建築工地聞到油漆和木材的氣味是一大樂事,有些人則是喜歡看到自己打造的美麗建築,而我喜歡的是想到建築是由這麼多不同層面組成,包括智力、理論和美學的挑戰,以及如何把這些東西融合在一起。如果你了解土地經濟學,了解交通運輸,就會在設計時考量不同因素,不是只想:「柯比意會怎麼做?」或是「看起來美不美?」

看到自己設計的東西,是經過深思熟慮建蓋出來,符合美學、外觀漂亮,也看到人們依照我原來所想的方式使用那些建築,實在覺得開心,如果和我想像的方式不一樣,我也覺得很有趣。

您這麼說的意思是?
例如我在密西根大學設計綜合大樓,裡頭包含三棟建築,我沿著一條街,依循主要校園和醫學院之間的「最佳路線」設計,在施工期間,我收到規畫師寫來的信,他說:「你應該很想知道,即使三棟建築之間仍然架設施工圍欄,學生已經發現你規劃出讓他們通向醫學院的路線,他們破壞了我們的圍欄,騎著自行車穿過去,我想你知道了會很開心。」一點也沒錯。

人們坐在我希望他們坐的地方,建築師也許設計出公共空間,但是沒有人去,而且不是沒有原因,不是在那裡什麼也不能做,就是他們走過不去,很多建築師從來不研究這些事。

拉斯維加斯大道的在地建築(vernacular architecture),丹尼絲.斯考特.布朗1960年代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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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文丘里和丹尼絲.斯考特.布朗從車窗觀看拉斯維加斯,由史蒂芬.伊澤諾拍攝,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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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從1960年代開始和羅伯特.文丘里合作至今,你當初為什麼去賓州大學,也就是你們相識的地方?
我去賓州大學,是因為彼得.史密森(Peter Smithson)說:「你該去的地方只有路易斯.康在的地方。」在英國或歐洲要成為優秀的建築師,就必須同時學習規畫和建築,因為所有城市都在更新,所以我們唸城市規畫,這麼做很合理。我不知道在美國,很多人認為建築師進入規畫領域是因為他們不會設計,在英國、德國和法國,你投入規畫領域,是因為柯比意也這麼做,而且你希望成為優秀的設計師。

當時的都市規畫專家來自社會科學領域,聯邦政府投入大量資金進行城市重建和研究,建築學院也有了規畫科系,所以突然間,建築學校的規畫科系出現一堆社會科學家,他們環顧四周,說:「天啊,這些建築師天真到無法置信的地步。」他們對建築師說:「你們怎麼會這樣想?你們這麼傲慢,以為自己知道很多,為什麼不去看看一般人為什麼去公共場所?大家為什麼去拉斯維加斯,而不是隨便一座經過都市更新的城市?」他們鼓勵我們去拉斯維加斯或是美國西部,當時汽車城市多半是在西部開發。

美國和歐洲都市更新的問題是建築師花太多時間自我陶醉,在看一座城市時,他們問:「柯比意做了什麼?」而不是:「這個地方的社會型態是什麼?什麼樣的力量形成此地居住的模式?」

我在非洲出生長大,也到西部探索不同於歐洲的寬闊空間,了解車輛如何影響空間,並與其他移動的科技相比較,例如火車、馬車和行人。都市的形式不僅由功能決定,也會受到其他力量影響,像是經濟力量和環境力量。

打破常規的《向拉斯維加斯學習》一書在1972年出版時引起不少爭議,你們是否有意直接挑戰當時主導建築界的正統現代主義?
我是現代主義者,當時美國的現代主義已經脫離現代主義真正代表的事物,我們是回到最初,回歸到真正的挑戰,試著了解真實的需求,同時以新科技重新定義。就像我當時說的,老革命家最反動。那是1960年代,我知道如果想抓住學生的注意力和想像力,讓他們有做事的動力,你必須做一些很顛覆的事。我自己也沒有真正脫離叛逆的青春期,在某些方面,我仍是淘氣叛逆的青少年,我停留在那個階段,可能永遠不會離開。

以前賓州大學的建築學院有許多關於博士學位的討論,當時有兩種博士學位:一種是學術博士,你學習歷史(然後就去教建築史)或是結構而得到學位;另一種是專業的博士學位,你成為某種建築類型的專家,例如醫院,當時的研究就是這樣,現在則是從基礎知識到設計的轉換,這也是我們引入的方法。例如「向拉斯維加斯學習」課程的學生為了研究不同類型住房的社會模式,唸了四十四本關於社會學的書,而且唸得很開心,接著把這些知識轉換成不同類型的住房,她描述各式各樣的家庭,展示他們生活的照片,以及那些人家的客廳長什麼樣等等。我們想辦法把從書上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實際環境,做到這點並不容易。

《向拉斯維加斯學習》一書的視覺效果頗具實驗性質,所以也有許多討論是把這本書本身看成一項設計作品,書籍的原始設計是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的藝術總監繆莉爾.庫柏(Muriel Cooper),這部分為什麼成為爭論?
繆莉爾用她的設計背叛我們做的東西,很多人說:「你們都是革命的人。」但是她是屬於舊的革命,正好是我們反抗的事物。我們對於平面設計抱持不同意見,後來我重新設計(1977年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是平裝書格式,所以價格比較便宜,也更方便,不過很多照片都變得更大。為了節省空間,我讓他們把主題描述與研究本身分開,現在是平行的,內文也有幾處修訂。

繆莉爾的版本對於溝通、標誌和圖案的研究確實呈現得很好,但是沒有包含對西南部汽車城市的研究,那部分遺失了,當時或現在都沒有建築師想讀那部分,真的很可惜,因為整個關於理解城市結構以及其如何運作的部分都遺失了,一直到現在都找不到。

那本書是你和羅伯特在耶魯教授工作室課程的延伸,這樣的經驗如何形塑你的教學方法?
我在南非以及倫敦的建築聯盟學院都是在工作室裡學習,我認為美國的建築學校過於權威,資深教授想辦法幫助你達到他們的標準,但是又讓你感覺你永遠不可能全部學會。

我唸規畫學系時,一切都是以團隊的形式完成,老師就像教練,在工作室與我們一起合作,老師和我們一樣希望完成手中的案子,同時確保每個人都能展現獨特的才華。今天有不少學校幾乎每學期都開設拉斯維加斯這類的訪問工作室,我們基本上改變了美國研究和設計的文化,現在已經有許多團隊工作室,以前不但沒有,還剛好相反。

從設計史到不同文章,甚至流行的論述,都認為你和羅伯特是替後現代主義建築運動奠定基礎的重要人物,這點你同意嗎?
我們做的很多事都帶有玩笑性質,會用雙關語寫作。有時很難讓學生了解他們其實可以大笑,羅伯特曾經公開表示:「我不是後現代主義者,從來不是。」他真的這麼覺得,不過一部分也是在嘲弄美國眾議院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要求人們公開宣布:「我不是共產黨員,從來不是。」(笑)

我開始覺得這麼說是錯的,因為的確有一種稱為後現代主義運動,出自於二戰,有諸如「大屠殺之後,不再有清白之人」這類聲明,這正是我們支持的主張,我們贊同這種說法。像是研究拉斯維加斯這種東西,你必須知道它為什麼發生,然後去理解。

幾年後,我們把針對拉斯維加斯的研究當成《生活的象徵》(Signs of Life)展覽的基礎,這是資訊非常密集的展覽,我們以為沒有人會讀所有文字,不過顯然菲力普.強生全部都看了,後來也因此出現了他的後現代主義,但是他的後現代主義和我們的不一樣。他是「pomo」,那是有區別的。

羅伯特.文丘里的繪圖,說明兩種不同建築形式,可以分為「鴨子」(duck)和「裝飾的棚子」(decorated shed)。這是他與丹尼絲.斯考特.布朗一起構思的想法,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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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區別?
我們想辦法理解社會的起源與事物背後的力量,例如事情為什麼變成那樣,或是壓力存在於什麼地方,與壓力共存不代表變得懶散。許多建築師把自己想成操控一艘船的船長,我認為最好想像成衝浪,追逐海浪,希望潮水把你帶到你想去的地方,那會是更好的立場。

我們了解商業的壓力,也會盡力配合到某種程度,不過我們也會反抗,你的確可以讓水往上流,不過不能太常這樣做,你也必須了解各種影響的力量,紐約只有一座中央公園,不是六座。

最近幾年,你成了建築業界提倡性別平等的領導人物,哈佛大學設計研究所兩名學生發起請願書,要求把1991年頒發給羅伯特.文丘里的普利茲克獎也補頒給你,對此你有什麼想法?
看到這份請願,就像老年收到的禮物,世界各地有二萬人叫我丹尼絲,我不需要普利茲克獎,我的普利茲克獎就是那份請願書。

每一次失去特權,原來握有特權的人就不高興,你有看到那些討論串嗎?我稱那些人為「悲哀的老白男」,你尤其會在政治圈遇到這種人,他們說:「你知道嗎,羅伯特設計他媽媽房子的時候,她根本不在,他們1967年才結婚。」但是羅伯特和我從1961年開始正式合作,而且1960年就開始非正式合作,我們7年之後才結婚,除了羅伯特設計六個版本的「母親之家」(Vanna Venturi House),以及被採用的第七個版本之外,還有很多其他東西。我們因為合作教兩堂理論課程,關係越來越緊密,我從賓州大學規畫課程得到的靈感,影響最終版本的「母親之家」,但是他們都不知道。

在你的文章〈建築界的性別歧視與明星設計師制度〉(Sexism and the Star System in Architecture)當中,你把社會上的不平等稱為「小心眼的種族隔離」,並指出「建築師承受不起懷有敵意的評論家」,你認為女性建築師會不會有更光明的未來?
這一刻不正是嗎?1970年代的年輕女性非常重視女權,到了1980年代反而沒那麼重視,請願書裡有許多年輕女性說出她們在建築事務所受到的壓迫實例,這些女性真的有受到迫害的感覺。這是非常有趣的社會檔案,非常慘痛,我稱之為「梅修的建築界」。亨利.梅修(Henry Mayhew)是英國記者,在1850年左右寫了一本名為《梅修的倫敦》(Mayhew's London*),當時工業革命剛剛開始,許多人的生活非常悲慘,他記錄並發表他們的故事,狄更斯(Dickens)的《孤雛淚》(Oliver Twist)就是以這本書為基礎。我們這裡有年輕女性早期在建築師事務所受到壓迫的故事,一直到2013年都有。

丹尼絲.斯考特.布朗和羅伯特.文丘里在賓州費城的工作室,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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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年輕時擔任建築師和老師的經驗是什麼?
我在第一任丈夫羅伯特.斯考特.布朗過世後來到美國,我沒想到要教書,但也不想離開賓州大學,我在那裡很愉快。我在賓州大學開的第一門課是都市設計,主要針對非建築系的學生,讓他們體驗工作室的形式。我當時29歲,學生第一天走進來會問:「教授在哪裡?」因為我比他們很多人都年輕。我記得有一次,有個學生抱怨我把他的考卷分數打太低,他說:「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你永遠成不了教授。」我沒有動搖,但是他離開後,我把頭靠在桌上哭了起來,顧不了自己是不是教授。後來有個媽媽型的女學生看到了,把我帶到附近的酒吧「煙燻喬」(Smoky Joe)喝酒,那是我年輕時教書遇過的事。

後來我教理論課程,羅伯特和我開始合作,我們分享教材、互相評論對方的作品和教學計畫,到最後我舉辦研討會,也研究並編寫我們課程的主題和考卷,包括我在內的不同教職人員在我的課程〈我相信〉(this I believe)講座中演講,羅伯特有自己的講座,那些都是《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的基礎,真的很棒。我晚上到工作室,用繪圖板與學生討論講座與工作主題如何連結到他們的設計,這種建立連結的方式真的很不錯。羅伯特和我離開後他們就不再這麼做,工作室的效能也不如從前。

我們真的是密切合作,我和他都對矯飾主義(Mannerism)很感興趣,他來自新粗野主義(New Brutalists)學派。我們有很多想法,也會一起討論。

媒體對請願書的關注是否影響你與羅伯特的工作關係?
普利茲克委員會打電話給羅伯特,通知他獲獎的消息,他說:「丹尼絲也應該得獎。」他們說:「我們會再回電給你。」所以我們一直等一直等,終於接到電話時,他們說:「我們不打算頒給她。」我和他討論,兩人都同意我們的事務所還沒有成熟到能夠拒絕那座獎項,我只能說:「我不能這樣對你,我們必須接受,我們需要這座獎。」大約同時,普林斯頓也頒獎給他,同樣的事再度發生,我參與的案子都有記錄和證明,但是沒有人願意相信。這些案子當中,很多核心概念是我構思的,不過建築這門專業十分複雜,核心概念只是起點。

只要我和羅伯特合作,就能打造出更好的建築,有些案子我參與不多,有些則是大部分由我設計,他參與較少。和別人合作,就能激發出更多點子,讓許多人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所有建築師都認為自己在發明創造,只要是建築師都希望這麼做,也許男性更是如此,男人希望說:「這都是我做的,我為你們做的。」女性會說:「這是大家一起做的。」不過她們也希望說:「這是我發明的。」

有一次,我們設計體育館,他們希望增加六排座位,這是非常複雜的問題,開董事會的時候,我低聲告訴羅伯特我的解決方案,他說:「你自己告訴他們。」所以我就說了,後來負責那項專案的經理告訴我,會議結束時,客戶都說那是羅伯特的點子。

專案經理還補充道:「你們兩人在說悄悄話的時候,我也有相同的想法。」然後羅伯特說:「丹尼絲,你說的時候,我也有同樣的想法。」所以這很難避免,我們太重視設計想法的價值。

羅伯特.文丘里和丹尼絲.斯考特.布朗(中間)與北京清華大學學生,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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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華大學校園的區域規劃研究,顯示現有的校園空間模式(左)與腳踏車數量和行人徒步區(右),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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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直在寫作,產量豐富,同時又身兼評論家與建築師,你如何平衡理論與實踐?
我寫作是為了清空腦袋的想法,我把重要的事情寫到紙上,好讓自己能繼續做下一件事。我不像你們有學術寫作的基礎,剛開始教書時,我所有寫的東西都是為了工作室。學者都在寫學術文章和論文,沒有人替工作室寫東西、出版學生真正能夠參考的書籍,像是《向拉斯維加斯學習》那種資料。只有我在寫,替我所有工作室寫,而且我管理不少工作室,我都是寫那些東西。

在規畫學系教書的時候,很多人告訴我:「你最好開始寫東西。」我不知道如果不寫學術論文,你就沒辦法升遷,我寫了一些,不過不是很多,雖然都有發表;然後我去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他們要我擔任助理教授,而另一個年紀比我輕,經驗也比我少的人,卻擔任正教授,因為他的父親是洛杉磯重要的建築師,他們希望他管理那個系所,我很生氣的說:「我不知道自己會和這麼重視『不發表就滅亡』(publish or perish)的教學機構扯上關係。」任命的院長聽到之後氣壞了,你應該看到他當時的模樣,他後來為了辯護,還發表一場談話,題目就叫做「不發表就滅亡」,我去聽了,還有些道理。

後來我就發了瘋似地發表論文,但是我也管理工作室,打算在拉斯維加斯再開一間,我邀請羅伯特來向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學生講課,我們在聖塔莫尼卡(Santa Monica)的海邊開了一間都市設計工作室,學生對那裡的嬉皮文化很感興趣。

你的職業生涯當中,一直非常坦率地面對建築界的不平等現象,包括你自己的親身經驗,你如何面對這樣的困境?
如果你喜歡做東西,那就是因為做東西而讓你繼續待在業界,還有匯集、整合的部分。我停止設計的時候,卻發現自己已經對設計上癮,但是我也喜歡寫作和攝影,把不同概念融合在一起。看到人們真正使用你做的東西,和他們覺得我的作品好看一樣令我開心。研究方面也包含創意的部分,分析時也像設計一樣需要創意。

什麼是你職業生涯中最大的勝利?
其中之一就是那份請願書,有人在裡面寫:「我的教授指定我們看《向拉斯維加斯學習》,作為警告,我現在發現他錯了,他根本不懂這本書。」這樣的事情就是勝利。

英國國家美術館(The National Gallery)也是重要的勝利,我們完全是靠著厚臉皮拿到這個案子。我跑去跟客戶說:「你們應該不認識我們,也不知道我們有接博物館的案子。」我在英國唸過書,知道他們對什麼感興趣,也熟悉案址,他們在紐約有委員會,訪談所有人之後,他們讓我們去見委員會,我們因此獲准加入競圖。

後來這個案子變得很難做,英國國家美術館做決策的制度很可怕,董事會每一名成員都投票,即使是沒有參與的董事,所以我們決定放棄。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們這輩子從來沒這麼想拿到一個案子,最後居然放棄。

這就是客戶!我們真的很需要相關系所,每一次我對大學這麼說,他們就把課程納入商學院,變成理解經濟發展的系所,雖然那的確是其中一部分,但是絕對錯過重點。

現在大部分建案都是透過競圖模式決定,這種做法如何影響或限制這個行業?
年輕建築師認為是機會,但是競圖有很多缺點。首先,當中很多是不真實的,你必須委曲求全,參加競圖的設計師希望呈現精彩的作品,但是通常拿下案子的是業主心目中對於籌募資金比較有利的設計,那段時間原本應該拿來和客戶協商、了解他們、看看他們的言行之間有沒有矛盾,但是你不能和客戶交談。當然你有可能成功,他們也許真的喜歡你的設計,忘記自己最初想要什麼,不過可能性不高。

你目前對建築領域最感興趣的議題是什麼?
我很在乎建築對社會的影響,不僅包括了解窮人的需求,也包括大眾使用建築的需求,我一直希望大家關注這類議題,但是都沒有成功。悲哀的是,你如果真的對合宜住宅有興趣,進入這個領域之後,反而變得不是建築師,因為並非建築師給予人們所需的住房,而是財務計畫和其他因素。我們在巴基斯坦時,一名建築師告訴我們喀拉蚩(Karachi)的低收入住房問題最後如何解決,我很驚訝,這意思是建造夠多的住房與建築師設計房屋無關。建築師仍然可以是建築師,但是他們必須考慮採用其他方式,才能達成計畫。

你認為科技如何改變這個領域?
科技也是一樣,我們可以運用西方的科技在泥巴地上蓋房子,如果屋頂是問題的一部分,就加入預力混凝土(prestressed concrete)。了解哪些技術對於特定計畫有幫助也很重要,在喀拉蚩管用的方法不一定能用在墨西哥市。

你典型的工作日大概是什麼樣子?
我已經在家工作好幾年,而且很喜歡這種工作方式。我們請了一批人協助我們,我都說那是迷你大學,他們一部分時間替我做事,一部分在事務所上班,事務所現在的老闆是丹.麥克考布雷(Dan McCoubrey)。有幾個人替我工作,另外幫忙照顧羅伯特,我負責處理這個小團隊的人事。

我儘量在早餐之前開始工作,然後羅伯特去事務所,沒做什麼;我在家裡工作一整天,接著吃午餐,然後小狗會叫我起來弄晚餐,不然我就不會起來。

有沒有什麼人是你重要的人生導師?
我年輕時受到許多德國的難民影響,像是很棒的結構學教授,曼菲德.馬庫斯(Manfred Marcus),我17歲第一次到工作室,老師可能才24歲,他很擅長發現我們的問題出在哪裡,我們那時天真到連問題都無法完整描述,學生可以把三明治帶到他的辦公室,他一邊和學生吃三明治,一邊額外幫他們上課,當然他也提供我們許多生活上的建議,像是告訴他我喜歡巴哈,但就是無法喜歡布拉姆斯,他說:「不用強迫自己喜歡布拉姆斯,有一天你會突然發現你喜歡他的音樂。」我從來沒有忘記他說的這段話。

另一個老師是亞瑟.科恩,他告訴你為什麼一個東西應該用某種方式設計,你和他爭辯之後,他會告訴你:「小姐,要堅持你的想法。」然後拍拍你的背說:「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上帝保佑你。」這代表你做的東西他非常喜歡。

我一時想不起他們的所有好建議,但如果需要,我就會記得。

你對新秀建築師、作家和評論家有什麼建議?
你的生活會漸漸變得有條理,不過要有耐心。我有一陣子覺得自己的生活一團混亂,我離開南非到英國的時候,遇到一群人,大家都在尋找目標。我對亞瑟.科恩說:「我的生活需要結構。」我當時一個人住,擔心很多事,他可能覺得我有點神經衰弱,雖然也許不是那樣,不過他每週找我喝一次咖啡,直到我又站穩腳步,我們兩個或多或少都因此得到幫助。但是想了解自己有沒有漸入佳境,必須先知道如何回顧。

你現在在看什麼書?
我沒有時間看書,我讀我自己寫的東西,發瘋似地拚命寫,希望趕快把書寫完。我把應該放在別本書的內容都寫在同一本書裡,因為我可能沒時間寫其他書。人活到83歲,你有可能死掉,也可能一直活到95歲,不過無論如何都要充分利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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