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許嬰子
「老爵士屋都是一些小小的、有時甚至微不足道的私人場所，但你會在其中豐富的音樂世界迷失。」
為了 2020 年東京奧林匹克建設需要，東京市中心澀谷地帶一家 50 年歷史的老牌爵士咖啡屋（正式叫法為「jazu-kissa」）Mary Jane 已經關門。據《日本時報》報導，位於同一條街的另一家地下酒吧 Fujiya Honten 也於 10 月份關閉，在上世紀昭和時期，它們倆曾經是這一片區域內的競爭對手。
半世紀前就存在，無法替代的聆聽體驗
《日本時報》表示，「早在半個世紀前，Mary Jane 就在源源不斷提供優質音樂，繁忙的澀谷角落裡有這樣一個舒適的聆聽環境，這是無法替代的。」
在新宿或澀谷，這樣占地狹小的音樂空間分散在電車站和大廈附近，有的通往地下室，有些塞在小巷深處。據調查，Jazz kissa 在東京市內一共還有 130 家左右，1970 年是 250 家，黃金時期全日本高達 600 家，而現在數量正在有序而頑強地減少，經營者絕大數是老年人。
「剩下存在的幾個爵士咖啡屋滿足了那些曾在黃金時期享受過聽音室的顧客，某種程度是懷舊吸引人們成為常客，畢竟這些經營者的唱片存儲量和設備都讓人驚訝。」Mike Molasky 對 BBC 表示，他是《日本戰後爵士樂文化》的作者。
嚴苛的經營者，連顧客的音樂品味都會挑！
Jazz kissa 是日本獨有的文化產物，發展蓬勃於二戰後，介於咖啡屋和酒吧之間，地點往往隱秘，氛圍更私人，店內擁擠環境昏暗，滿屋堆疊的爵士唱片可能是上世紀 50 年代從美國私人訂購來的。它販賣的是店內流淌的爵士音樂，購買一杯咖啡或威士忌的錢算入場券，嚴苛的經營者（往往也是一個人）會隨時控制顧客在音樂口味上的選擇，無聲聆聽代表一種標準訓練，嚴肅、專注、全身心投入地聆聽一張新到的國外爵士唱片並判斷屬於哪一位音樂家是 jazz kissa 黃金時期下顧客的集體氛圍。
David Novak 在探討日本爵士屋文化的文章《2.5×6米的空間》裡寫道，「jazz kissa的經營者既是主人，又透過創造性地篩選唱片來實現空間內情感交流的藝術家，具有專業技藝上的精準，又保有敏銳捕捉顧客情緒舒適度的能力，他們對於一張唱片的看法很可能決定了當時這位國外音樂家在本地的口碑。」
kissa 裡不只音樂，自我定義、言論自由及個人獨立都在此發生
日本戰後 50 年代至 60 年代早期，除了美軍駐日基地外，爵士唱片實屬稀缺品，通常需從國外訂購，又十分昂貴普通人難以負擔，因此上爵士屋花費一杯還算承擔得起的酒水錢一遍遍聽新唱片的 AB 面是不錯的生活選擇，而在這半私人化的公共空間內，保持安靜是必須，如此特別的場景成為日本戰後 10 年的進口唱片音樂市場分配中一瞥。事實上，早期爵士屋從國外大量郵政訂購唱片所打通的非官方渠道，也為隨後日本經濟大發展時期的獨立分發網絡鋪下基礎。
進入 60 年代，日本經濟高速發展，1964 年東京奧運會的舉辦徹底改變了城市景觀，城市裡的年輕人開始留長髮，穿喇叭褲彈吉他和哼唱反戰歌曲。
David 在《2.5×6米的空間》中記錄道，「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初，爵士咖啡屋成為一系列激進學生團體、先鋒爵士表演、自由劇場、電影放映組的聚集地，在 20 世紀 70 年代的日本主要城市，這類音樂場所被發展成包容各流派的文化實驗空間，同時也深受學校組織及地下實驗劇團影響，類比當時的歐洲與北美，反文化學潮正在進行，自我定義、言論自由及個人獨立的討論在一個個 kissa 內發生。」坂本龍一、村上春樹、寺山修斯的中青年時代都曾混跡過這些地方。
隨著 70 年代群眾動員尾聲，部分聽眾離開去追逐自由和實驗音樂（自由爵士等），而 jazz kissa 始終保持著自己的懷舊式爵士規則，部分日本爵士樂學者表述，進入 80 年代後，jazz kissa 已逐漸成為音樂博物館，鎖定於紀念和收藏的溝槽之中了。
大友良英在一篇回憶性文章中描述，「70 年代中期，『爵士』這個詞充滿了過時的氣味，那是我們父母輩的事情，而我們主要聽搖滾樂，不過 jazz kissa，一個或許只存在日本的現像，仍然是我們中學生曠課、晃蕩、消磨時間的地方。」
「Tokyo Jazz Joints」作為由研究者 James Catchpole 與攝影師 Philip Arneil 一起創作的項目，於 2007 年發起，至今已記錄 125 家日本的爵士咖啡屋。
James 在網站上寫道，「年復一年，城市中的老爵士屋關閉，因為他們的經營者也到了歲數，而孩子們轉向其他更『合理』或利潤豐厚的職業。老爵士屋都是一些小小的、有時甚至微不足道的私人場所，但你會在其中豐富的音樂世界迷失。」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好奇心日報》，原文請點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