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3/24 開播至今，每到播出日社群平台就會出現「鋪天蓋地」的討論，就連需要付費才能觀看的線上影音平台「公視+」，還曾在第5集首播時段，因為湧入太多用戶同時觀看而當機，緊急搶修到半夜才恢復。
這部影集是公視繼《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之後，再一次觸碰到社會敏感議題、震撼影視圈。上一次藉由劇本反思社會對於教育和成功的定義偏狹，所導致的家庭關係扭曲，這次則以無差別殺人事件做為劇情核心，延伸出受害者、被害者、辯護律師等相關家庭的故事。
劇中，負責為殺人犯辯護的律師不被家人理解，在委託人被槍決的那天，一面流著淚、一面反問岳父、岳母「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挑戰社會對於主流價值「好」與「壞」的定義。
儘管公視一直以來的選題都比商業台來得嚴肅寫實，但會選擇無差別殺人、死刑犯這樣相對爭議性的題材，仍引起外界高度好奇。
當社會發生無差別殺人，我們怎麼面對？
對此，《我們與惡的距離》編劇呂蒔媛在花絮影片分享了自己寫這齣劇本的起心動念，「很大一部份來自恐懼，很想要去找出自己害怕的原因。」如同她過去以生命禮儀公司為題材寫的《出境事務所》，背後有著害怕死亡的心理，《我們與惡的距離》則是害怕類似的殺人事件發生在自己身邊。
她解釋， 一般人遇到重大事件的時候會選擇不看，或是咒罵，甚至好像只要傷害別人的人直接消失，這個世界就會變好，「事實上，它（懼怕及逃避心理）很難停止，重點反而是當事情發生時，要不要學著去面對眼前的課題，找出能弭平難過跟傷痛的解方。」
身為編劇，呂蒔媛想的是「怎麼樣能夠接住這些苦難的人」，可能是被害者、加害者和他們各自的家屬，也可能是所有因此受到波及、對身心產生影響的人。而我們，可能就是這些人之中的一份子，都需要學會面對和處理。
不忙著貼上善、惡的標籤，才能真心理解他人
《我們與惡的距離》想談論的另一個重點，是人們有意、無意間給予他人「標籤化」的習慣。
例如被貼上「殺人犯妹妹」標籤的李曉文，得要改名、說自己父母車禍過世才能重新在社會立足；患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因為大眾對病症的不了解，硬是為他貼上「神經病」「隨時會發病，不要靠近他」等負面標籤，讓他出院後要重回社會及職場變得更加艱辛。
「標籤讓我們害怕，讓我們對這個人完全不了解。」呂蒔媛表示，去掉先入為主的看法、把標籤撕掉，正是這齣戲的初衷。
但是，該如何展現關懷，同時又能不帶立場、盡可能留給觀眾自行思考及判斷的空間？導演林君陽坦言，除了技術層面問題，拍這部戲最困難的，就是觀點的掌握。「 我不希望一開始就讓觀眾覺得，你在告訴我他們是好人，或者是你在告訴我說他們是壞人。我們希望在不偏頗任何人的呈現下，讓觀眾將每個人視為平等的個體，要認同誰，你自己決定。 」
因此，《我們與惡的距離》片頭總是以一則時事新聞，搭配網友在底下的各方評論做為每集開頭。其中一集以「隨機殺人犯伏法，家屬神隱兩年終於現身」為主題，記者一路跟拍加害者的家屬、進行追問，呈現出媒體的確會影響社會討論風向的事實，也反映出資訊傳遞快速的時代中，社群上特別容易出現被公審、放大檢視的現象（檢討加害者的家人）。
緊接著，才在後續的劇情內容中，透過時而分單元、時而以對比方式，分別呈現了被害者、加害者及其辯護律師的情緒狀態，也講述他們各自的家庭、工作樣貌和現實遇到的瓶頸。
戲劇的最終目的：展開對話、引發共感
至於這齣戲最終想達到的目的，呂蒔媛說，「很難說一個戲劇就能改變人，但至少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裡面找到自己可以詮釋的角度，就有多一些對話的空間。」唯有當你真心想要理解這群人、事件背後的動機和原因，你才有機會去理解為什麼他們想法是這樣、為什麼他們決定這樣做，累積這樣的練習，你才可能慢慢連結起這跟家庭、社會體制、整個環境變化的關係，進一步推敲出事實的脈絡。
這樣的精神其實一直貫穿在公視做的每齣戲劇中，就像《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雖然反映出社會長期陷入的名校迷思，同時呈現孩子承受的課業壓力及不安全感所引發的家庭緊張，但絕對不是要控訴和妖魔化父母，公視節目部經理、同時也是《孩子》及《與惡》的監製於蓓華再三強調，「我們要說話的對象是整個社會，挑戰主流價值定義的『成功』。」
那麼，對公視而言，怎麼定義一齣劇的成功？於蓓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們，「真正的成功，不是收視率創新高、登上國際最大平台，也不是突破同溫層、觸擊更廣的觀眾，而是議題發酵，誘發很多人的共感，寫下了很多的 me too。」
呂蒔媛在本日特映會中強調， 每個人看事情都有自己的觀點，不希望有人單方面指責「你沒有看懂劇本想說的事」。 畢竟沒有誰一定要懂誰，只是期待可以透過劇情展開對話，溫柔的跨進你本來忽視和反對的世界就好。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經理人》，原文請點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