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Shopping Design》雜誌 2023／春季號 Spring Issue（CITY・改變城市的設計與人）
「我們希望有一個怎樣的家，便會有一個相對應的城市樣貌。」——齊柏林
巨觀的鏡頭最誠實，能在無意中捕捉一座城市未曾被訴說的影像，那些關於人的直觀與記憶、故事與符號，以《覓城》為名,全都收進齊柏林的鷹眼鏡頭底下，如今，仍充滿愛與生命力地,安放在位於淡水齊柏林空間的展間裡頭。
全台灣有百分之 79 的人口定居或寄居城市，若從攝影鏡頭鳥瞰市景⸺交通系統貫穿都市叢林，陽光穿過建築體的狹縫，在水泥地上理出一條條燙金的線。
透過齊柏林導演的高空視野，城市是秩序的景觀，有人類文明演進的軌跡，亦有殘酷破壞的倒影，而一切初始與最終，城市是人們夢想與慾望的集合體。一座城市如此複雜，究竟要如何透過一個展覽，去探索城市背後「人」的 故事，成了《覓城》策展的最大課題。
專訪當日，龔書章老師與許哲瑜老師比肩坐在齊柏林基金會辦公室的面光一側，談起此次策展合作，相視而笑，頗有一種將這些年來面對城市的千頭萬緒，全都訴諸於此的那種感性的釋然，以及殷殷的期盼。
關於一代人對於一座城市的愛與矛盾，待以「覓」為目的，「城」為集體行為的總和，探索生命在追尋與喘息之間，如何與一座城市相處？
城市議題這麼大，該怎麼談？
Shopping Design（以下簡稱 SD）：相較於一般攝影展，《覓城》採用多媒介、跨領域創作者結合的方式策展，更完整地闡述齊柏林導演作品背後的思想、情感和故事脈絡。能否和我們分享此次《覓城》的策展的脈絡和緣起？
龔書章（以下簡稱龔） ： 從空中看山、看海、看河，我們很容易就從這些自然的剖面，看見這座島嶼完整的面貌，但城市太多樣了，即便齊柏林導演這麼多年以來，對於城市的關注並不亞於山海，但我們幾乎很難單單透過照片找到太多的脈絡和肌理。城市裡較為具體的符號是交通系統、聳立高樓、港口，因此起初基金會所設想的城市，都仍取材自這類普遍的印象。但我總覺得，這樣去談，是不是會把齊導演的作品談硬了、談小了？
後來，偶然想起義大利小說家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這部小說架構在中國可汗忽必烈與義大利使者馬可波羅的對話之上。前者終其一生都站在帝國的制高點去觀看城市；後者則藉由航行、路上馬車、徒步遊覽，從故土來到異鄉，看遍沿途城市風景。這場由西方漫遊者所主導的對話，創造出了東方中心者未曾聽聞的五十五座虛幻城市。
為什麼說是虛幻的城市呢？因為對於從未見過城市的可汗而言，無論這些城市是否真實存在，他都無從得知。這個故事發展到中段，可汗問馬可波羅：「你告訴我這麼多城市，但來自義大利威尼斯的你，為什麼從未告訴我威尼斯長什麼樣子？」馬可波羅停頓半會，饒有興味地回道，「噢，我和你講的，全部都是威尼斯呀。」
從這個故事你會發現，城市有個相當有意思的狀況，它飽含了生活、歷史、與人的關係和現象，彼此相容、可接近、易共感，跟人的記憶、內在、慾望、直覺皆有關係，因此每一個人看到、感受到的皆不相同。很多事物在城市之中重複發生，卻同時具備獨特性。台北的某一小部分，也許在台中、高雄，甚至紐約、巴黎也曾經存在，取決於你如何去看它。
許哲瑜（以下簡稱許） ： 從《看不見的城市》延伸，我們試圖去想像它可以如何被「視覺化」呈現，對我來說，這本書是作為我們分類、解構齊柏林導演作品的一個核心概念。齊柏林導演的城市之眼，如何在巨觀與微觀之間取得一個平衡？人物如何在畫面中成為主體，而不至於被龐大的城市給吞噬——成為我們策展的主軸。
以長期透過「巨觀」與「微觀」視角觀察城市景觀的攝影藝術家 Andreas Gursky 作品為例，他以充滿精密細節與鮮明色彩的巨幅攝影呈現當代社會的人造景觀，每一個集合式住宅、社區、運動場、游泳池景觀皆不獨立存在，而是作為畫面裡微小人物與物件的總和。我們會發現，Andreas Gursky 攝影作品中的每一個物件不再單獨存在，也不需要在群體之中扮演象徵性的角色。
回頭來看齊柏林導演的作品，雖然在現實角度上，他的攝影手法與 Andreas Gursky 並不相同，我們也較難透過齊柏林導演的作品看見人物細微的表情。但即便如此，我仍然相信，齊柏林導演的作品暗藏著這樣的意念，而我們的工作就是透過策展將這些訊息傳遞出來。
城市是巨大與輕盈的集合體
SD：與創作者協作、共同策展過程中，為保留齊導作品的意志和原貌，曾遭遇哪些困難？
龔 ：哲瑜和團隊挑出了齊柏林導演的一句話，「我們希望有一個怎樣的家，便會有一個相對應的城市樣貌。」我覺得非常有意思。你想看看，一個在高空中以抽離的視角遠觀、遙望的空中攝影者，他所講出來的話卻總是關於人性之中相當內在的部分。齊柏林導演的性格反映在他的作品上，使得「一張照片」背後有太多故事與空間可以填補，包括齊導在拍攝時的心裡所想、眼前所看。因此我們更希望以人文的視角、詩意的文學引導，將抽象的意念具體化地表達出來。
我們相信「文學的抽象」與「視覺的具象」，以及「視覺的抽象」與「生活的具象」四者是連結在一起的。如果觀者可以了解文學裡面抽象與具象的部分，便可以從具象的照片中，看到很多詩意的訊息。
「齊柏林許多影像呈現出來的城市陰影，有些對於人類進化、生活是必然狀態，但是對於必然，我們仍然感覺遺憾。」——龔書章
哲瑜對影像相當敏感，在挑選照片的過程中，單從照片便能夠看見背後的故事。為了把這些抽象的部分延伸出去，我們找來四位優秀的協同創作者，分別為劇作家鄧九雲、設計師張溥輝、攝影師陳敏佳與社會學者李明璁。這個做法也同時承襲了基金會的理念，除了透過展覽帶領民眾看見齊柏林的雙眼、創作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挖掘年輕一代的齊柏林，用各個世代的眼睛，重新看見台灣的城市，重新定義自己與台灣的關係。
許 ：在巨大的形體之中仍然保持輕盈的關係，是我們對於城市的解讀。因此在展覽的最前面，我們透過鄧九雲的文字作品，幫助觀者脫離影像中很厚重的部分；到了展場中段，再透過張溥輝的設計，去找到城市裡頭那些「直覺」與「記憶」的符號；同時透過陳敏佳的攝影作品，去領略其帶有批判性的部分；最後，到了展覽的尾聲，則以李明璁微觀視角，帶出在瑣碎生活之中，那些持續掙扎卻從未離席的市井小民，搭配著空中巨幅的影像，以城市裡的宏觀與細微的對話作收。我們非常堅持，創作者的參與是「對話」而非「轉譯」。在這場展覽裡，我們不要創作者以「二創」的角度參與，而是各有各的高度和層次。
龔：與四位創作者來回的討論花了不少時間，但策展團隊之所以這麼做，也是為了使整體展覽的訊息與調性更加完整。齊柏林導演的作品本身非常震撼，但對於策展團隊來說，讓「一張照片」把觀眾的印象全都抓走並非好事，因此我們需要在震撼的同時，創造寧靜與詩意的部分。所以哲瑜提議，找鄧九雲來撰寫文本，並以《等侯鳥的人》這篇虛構小說貫穿展區四個段落，成為此展穩定節奏的主旋律。
文中，人與季節、侯鳥的對話關係象徵著齊柏林導演，有時看著侯鳥去留，有時則如候鳥一般翱翔天際。對我們而言，齊柏林導演的自由，不是純然的奔放和快樂，而是帶有詩意與思考的，齊柏林在追尋自由的同時，背後有思想、也有溫柔的批判，最終，卻可以透過另一種溫暖的形式傳遞出來。
溫柔是最具力量的訴說
SD：《覓城》這個主題是怎麼來的？既然城市至始至終都在那裡，那人們為何需要找？又是誰要去找呢？
許：既然我們都在城市之中，為什麼要找？城市是抽象的，我們勢必得站在另一座城市，才能看見這一座城市真正的模樣，正如同人們總要在沙漠裡頭，才有機會看見海市蜃樓，以及遠方城市真實的形象。對我而言，無論是生長在城市裡的人、從未進入城市的人，抑或是離開城市的人，他們所看見的城市影像、願景和樣貌都有所不同，所以當然要找呀。「覓城」有很多重、抽象的含義在裡面，我很喜歡這個題目可以有多面向的解釋。
「最終，城市及公共建設的美學，設計可以介入的還是有限，但它可以作為重要的第一步。」——許哲瑜
龔：對於齊柏林本人也是吧，他總是在「找」。齊導演是個溫暖、通人性的人，但他卻總是在空中遙望城市，那種遙望是巨觀且疏離的，齊柏林導演坐在直升機上，看著眾多生靈在城市之間移動，他相當明白，要撼動一座城市是多麽的不容易，時間永遠都在往前走，而這些看似微小的「個體」在巨大的「城市」中卻又顯得如此重要，他們是促使一座城市「變」與「不變」的唯一且最小單位。
透過「覓城」這個主題，我們期待讓齊柏林的攝影更加豐厚且具備生命力，來訪的觀眾能夠安靜下來，進入文本，探索每一張影像背後的故事，而不是只停留在一張照片而已。和無知的「尋找」不同，我們認為「尋覓」是有方向性的。誠如我們尋一個戀人，總會有種「我感覺得到，但我說不出來」的方向感。
就如同我們常常覺得，公路電影說穿了就是一部關於「生命旅程」的電影，主角最初的目的總是要尋找一個人（無論是千里尋父還是尋母），但到頭來卻什麼都沒有找著，過程之中反而更加認識了自己。我想覓城也是相同的道理吧，城市與歷史的力量相當龐大，尋覓的過程也是自我追尋的旅程，最終即便我離開了這座城市，未來仍會有第二人、第三人，甚至更多人跟隨著我的腳步繼續向前走。尋覓的「覓」具備方向性，即便我們不曉得真正的目的是什麼，但是尋找的本身即是意義。
許：齊柏林導演的作品不管拍山、拍河、拍海，或拍任何的城市風景，都具備相當強烈的形式感。但形式感的背後，齊柏林更在意的其實是人類的行為，所我才想要把這些「行為」透過某種具備層次、深度的論述方式表達出來。
我們學影像的人，在意的多半是「訊息」，以及究竟該如何把「訊息」從作品之中挖掘出來，並且讓觀眾可以理解。一張照片可以講的東西，就無需透過其他東西去表達；而一張照片裡看不見的，我們就可以透過策展或其他媒體來呈現。其中最困難的莫過於拿捏平衡吧，有時我們不希望講得太清楚，但又不能過於模糊，又要能承接齊柏林導演的善意和溫柔，對話者不能過於尖銳，真的需要很多的取捨（笑）。
龔：溫暖的批判本就是齊柏林的特色。他基本上都不是意識形態的批判，他關心環境，是因為有愛。齊柏林許多影像呈現出來的城市陰影，很多都是在人類進化、生活與生存之中必然導致的狀態。但是對於必然，我們仍然感覺遺憾。我想那是一個具有視野，真正關懷這片土地的人，才能單透過影像就把這些故事說出來。巨大如城市議題，要用輕盈的方式去深化它，我始終認為，齊柏林擁有這樣一對眼睛。
改變城市的人，與他們的設計
SD：要改變一座城市非一朝一夕之事，設計如何影響城市治理，實際促成文化價值的創造、文化內在的傳承，以及人們的參與？
龔：城市治理需要建構開放性的方法。市政治理並非條條方方地訂完，讓政策與方法限制了所有人，要做到所謂的「開放性」治理，第一步是建立基本原則——要知道「開放」並不等同於全部都可以，而是透過具有共識的方法論去建構一座城市的價值觀（core value），以這個價值觀為基礎，城市裡的人做任何事、進行任何選擇時都要把價值觀藏在裡面。一旦所有人對於這座城市保持共同價值，無論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垂直調整，抑或是由外而內、由內而外的平行協作，都走不偏，大家終究是在一條船上。
城市裡頭最重要的始終是人，因此想要實踐開放性的城市，當務之急，就是把本就存在於這座城市之中，卻尚未被看到的人挖掘出來，下一步，再將還沒進入這座城市的人找進來，抓住更多不同能力、背景的人進入到城市系統中，促使改變發生。人的問題解決了，背後的政策、建設、方法、設計都只是工具，這些工具都仰賴著人來推進。
當我們想像一座城市的改變，有時不用貪心，不用非得想著要去做全部，可以從一個、兩個單點開始，要相信我們做的任何事最終將會形成一個「聚集」，因為城市本身就是「聚集」而成的。這十多年來，我不管在做台北市、新竹市、嘉義市、基隆市，都不認為它們是單點釋放，它們加起來就是一座城市、乃至於一個國家的改變。
很多人也許會問，為什麼我們需要進行這些「後加」的行動？不得不承認，許多戰後崛起的亞洲城市在急速發展中犧牲掉了許多文化性的東西。我時常和城市治理的人提到，一個城市之所以能夠聚積多元文化，開放性是其必要的原則，而一座城市要做到真正的「開放性」則取決於對平權議題的重視。一個城市治理者，要對所有事務都具備平權觀念，才有辦法真正推動一個城市的多元發展。不然你想想，一旦貧富差距過大、世代價值觀疏離，城市治理者該如何去思考、解決年長者與年輕人共居城市的需求交叉點？城鄉平權又該如何落實？
城市開放性的背後是平權，城市治理者要對所有人保持開放，不能最後封閉了某一些人。而作為設計師、建築師的我們，和治理者、思想者不同，我們是專業者，要去提供，去執行，去實際地改變空間、建立環境、創造場所。
「巨大如城市議題，要用輕盈的方式去深化它，我始終認為，齊柏林擁有這樣一對眼睛。」——龔書章
許：確實，我們的角色比較實際，就是去加入設計觀點且具體執行。城市對我來說，它是一個有機體，也像是一個培養皿，當我們實際去做，便有機會影響到其他社區。示範性場域的完成，在台灣現行體制下，也比較容易吸引各單位、公部門相繼來探討——我們的城市如何透過設計，去創造更好的環境？
2017 年我們在做綠川，就有一點「實驗」的意味在裡面，結合設計、品牌、地方策展，去打造一個足夠影響公共建設的設計，畢竟在台灣現行的政治環境、社會狀態下，有時説並不會比做來得有效（笑）。
我相信，每一個部門未來在做公共建設時，都需要涵納設計思維。而在此之中，「整合」是最重要的，包含如何讓公部門了解，設計整合在公共建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後續能夠帶來什麽樣的效應。例如，2019 年高雄設計節，我們提出從微處改善，藉此方式去提醒政策，設計即便只是介入城市中的食、衣、住、行的一角，這一點點的改變，便可使整座城市產生不同的面貌。
但無論如何，設計都還只是一個政策制定的過程而已，它不會是主要的目標。最終，我們仍要回到公共場域、公園、建築去促成真正的改變。設計整合的進入，僅是理出一些脈絡、方向，讓公共建設可以保有品質。最終，城市及公共建設的美學，設計可以介入的還是有限，但它可以作為重要的第一步。
龔書章
現任國⽴交通⼤學建築研究所教授、TDA 台灣設計聯盟第6 屆副理事長，台灣設計研究院「公共服務委員會」召集⼈。
許哲瑜
樸實創意藝術指導，從藝術創作領域投入設計策展，擅長透過設計整合，以可視化的視角，推導出獨特的設計思維。
本文選自《Shopping Design》雜誌 2023／春季號 Spring Issue（CITY・改變城市的設計與人），更多內容請 點此試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