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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珊:機械複製時代的環保小尖兵—— 觀光塩田千春展時的分神與嘴砲!

2021/09/28 | | 葉珊

在創作慾滿足之前、在為「藝術家」、「作家」、「旅遊家」……的頭銜感到舒服之前,身為一個路人、讀者、觀光客……能不能更舒服?如果大家都想說教,誰來受教?

向來總是對「自成一家」,「一家之言」,當中的「家」字特別敏感(幾近反感)。大學時某次與S排戲,聊起藝術家L,『他總是自稱藝術工作者,那與藝術家是不同的』,S說,強調我們所仰慕的L對自身稱謂的反思與微調。那也許是我成為一個環保衛道人士的啟蒙。

我是說,藝文(或創作)圈子裡——如果真有這種圈——的心靈環保。

一些思考好比:

在創作慾滿足之前、在為「藝術家」、「 作家」、「旅遊家」……的頭銜感到舒服之前,身為一個路人、讀者、觀光客……能不能更舒服?如果大家都想說教,誰來受教?這個時代強調培育領袖,那麼誰來在履歷上好好寫一筆:我願意成為一個盡職的被領導者呢?人人忙著製造時,誰想過消費者也許才是英雄呢?

攝影 / 達瑞
攝影 / 達瑞

『你就是太憤世嫉俗了』,後來多數朋友都會這樣點評我。

克萊兒.畢沙普(Claire Bishop)在著作裡分析當代藝術創作與參與式藝術時直接使用了「人造地獄」當書名(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s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

「在人造地獄裡當個環保小尖兵有什麼不對?」,我通常會這樣辯駁,管他穿鑿附會或斷章取義。一己心願不過是想在這機械複製時代裡,勉力做個環保小尖兵。

班雅明在一九三〇年代寫出〈機械複製時代〉一文時,攝影技術與電影剛被發明,畫作的擬真功能在照片身邊忽然顯得失措,這是機械複製時代的來臨。彷彿預言,我突然覺得沒有一個時代比近一百年後的現在更適合重讀班雅明了:我們因瘟疫而遠距上班上學與相聚,再對著一格一格的螢幕截圖,再上傳IG與FB,「相約線上喝一杯」、「此時的合影」……複製,複製,再複製。而藝術品呢?好比說今夏台北我們愛著的塩田千春,一人一機的螢幕裡,千絲萬縷的紅色已在無數個螢幕方框裡按比例縮小,瞬時複製(彷彿我們也可以瞎扯手機方框如同塩田千春的行李裝置,都是人類顫動的靈魂,此刻的我們隨著彼時的藝術家一起共震)。

攝影/達瑞
攝影/達瑞

而我擅自詮釋:無論是班雅明早在一百年前對機械複製時代降臨的警鈴大響,或畢沙普在《人造地獄》裡尋探的,創作者、參與者、觀者之間的「關係的轉變」,都是必須以環保之心去啟動與思考的。大量複製的時代,藝術創作還有什麼想不到的可能?(先不論藝術究竟又是什麼,從業電影的友人曾問,這世界上究竟有幾部電影?而我在想,光是一個台灣,每天就有超過一百本的紙本書出版。已經不是砍樹印書的問題,已經是創作意圖誘發污染的問題。)格蘭.凱斯特(Grant Kester)用「對話性藝術」一詞來探究:我們追求的可能不再是物質的創造,是去理解、體驗、對話藝術品新途徑。一九四四年(所以這也不是什麼新穎的東西了)奧地利的WochenKlausur藝術團體在蘇黎世湖上有這麼一個「作品」:邀請數名政治人物、記者、性工作者,圍著圓桌、關起船艙,參加三小時的遊船行程。這三小時裡,他們必須討論藥品政策與藥物成癮的性工作者處境及解方。社會關係於是成了創作媒材,媒材不再是物理上既有的物質,媒材也可以是人與人的關係。

站在塩田千春的作品下,我左想右想想不出個所以然,終於也拿出手機,把紅色的千條絲線等比例複製,收進自己的框框裡。此時此刻,我是一介機械複製時代裡的分子,我拍故我在,那麼環保,又那麼合理而心安。這份複製(包含那張上傳打卡的紅絲線以及剛寫完的這篇文章),又究竟是加速人造地獄的混沌?還是安安份份地當個觀光客、對機械時代的環保意識的從善如流呢?

攝影/達瑞
攝影/達瑞

葉珊 ——1987年生。臺大戲劇系、倫敦Goldsmiths表演與文化研究碩士畢業。現居阿姆斯特丹,UvA戲劇構作研究所在學。二魚文化總編輯╱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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